我极为喜爱经典的捐赠故事。我把经典的捐赠故事分作多个层次，有向国家(部门)捐赠的，我视之为“国捐”，其次有省级捐，市级捐，县级捐，甚至有乡级捐。
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出不计其数动人的国捐故事，它们四处传播开来。于是，我铭记了不少国捐故事，还能出口成章国捐故事。比如，1956年，中国现代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1898—1982)与夫人潘素，曾有很多的国捐大手笔，将收藏的珍品：陆机(晋国人)的《平复帖》，范仲淹(北宋人)的《道服赞》，黄庭坚(北宋人)的《草书》等八幅书法，无偿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书法艺术是一种国粹，尤其是历史上书法名家的作品、历史名人的美好书法作品，其存世微乎其微，国人以稀为贵的艺术审美视野与艺术审美价值观，理所当然地把陆机、范仲淹和黄庭坚的书法作品奉若神明。
近日，又读到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声名显赫的一代大师朱家溍先生(1914—2003)，他同样是一位无私奉献的国捐大师。他在北京故宫供职。1953年，他秉承父亲遗志，将家藏的汉唐碑帖700余种，捐给北京故宫博物院;1976年，他把家藏的明代紫檀、黄花梨木器，清代乾隆年间大清紫檀木器数十件，捐给承德避暑山庄;同年，又将古籍善本数万册捐给中科院历史研究所;1994年，他将26件著名古代书画一齐捐给浙江博物馆。朱家溍还有一手绝活，他擅长修复明清皇宫家具，他复原了太和殿里的皇帝宝座。那是1915年，袁世凯(1859—1916)称帝，把太和殿里的龙椅改造为“新帝”的宝座，装上了他设计的“国徽”，变作他的所谓中西合璧的“高背大龙椅”。1959年，朱家溍在北京故宫的一处库房里找到了那张已然残破的皇帝龙椅原件。1964年9月，龙椅被他修复成功，进而龙椅庄严地回归于太和殿的原位。
中国古代家具是又一国粹。造型斗奇争艳的各代家具比比皆是，材质稀世的也比比皆是，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中国艺术家具及其技艺之美。而不论书法及其艺术也罢，不论家具及其家具艺术也罢，既有绵延不断的世代传承，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世代失传，于是收藏便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收藏主人的身份也会出现差异，恰恰是差异的存在，大大促进了中国收藏，富有了中国收藏。
张伯驹和朱家溍对保护我国历史文化遗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获得了许多国家级荣誉。被人们称作杰出的贡献家，声名显赫的国宝级专家。他们在鉴定、修复、史学、书画、诗词、收藏、戏曲各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视角看，张伯驹、朱家溍既是他们自己，同时是一代国家栋梁之材的代表。
张伯驹说过这样的话：“吾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张伯驹的心声代表了一代又一代千辛万苦收藏的人，转而又在恰当时刻无私国捐人的心声，这样的心声发自肺腑，这样的心声是一种博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博大的人民情怀，祖国永远感谢和记忆他们，人民永远感谢和崇敬他们。
关于国捐，我有自己引以为荣的故事，那是我独自挖掘出来的国捐故事。挖掘的时间是在2001年。挖掘出的事迹发生在1964年。那年，浙江温州的古塞先生(1917—1993)把他收藏的蔚县窗花(剪纸)大师王老赏(1890—1951)的原作剪纸一百多幅，捐给中国美术馆，成为中国美术馆民俗剪纸类的蔚县窗花(剪纸)首藏。先说王老赏这个人，他是蔚县南张庄的一个农民兼蔚县窗花(剪纸)艺人，他平时忙种地，秋收后到腊月初忙着做窗花(剪纸)。他的窗花(剪纸)做得精美，尤其是戏曲人物窗花(剪纸)，备受当地甚至北部中国人的喜欢。每年腊月的年节之前集市上，人们争先恐后地买王老赏窗花(剪纸)，回家贴在过年的崭新的窗户纸上。
那么，王老赏窗花(剪纸)怎么到了古塞手里呢?1949年9月，古塞从张家口出发，专程到蔚县访问王老赏。古塞记述当时的情景是：王老赏送给他“一些仅存的刻纸窗花”，“我们是一直谈得很兴奋，我能够见到这样一位天才的人民大众的艺术家，是很不容易的。”古塞为什么说“是很不容易的”呢?第一，古塞是书画家，却也痴迷于收藏民间窗花(剪纸)，他认定民间窗花(剪纸)是书画的源泉之一。在延安时期，他收藏了300多幅西北地区的民间窗花(剪纸)。那时候，就耳闻了蔚县窗花(剪纸)是刻刀刻制的，还要经过染色工序，成为中国唯一的点色(染色)窗花(剪纸)，而不是陕北、西北用剪刀剪的那类。但从延安到张家口蔚县千里迢迢，一路战火纷飞，遥不可及，无法收集到蔚县窗花(剪纸)。第二，他随部队到了张家口后，几次要启程去蔚县，却未能成行，终于在请调回故乡浙江温州之前，得到机会去蔚县采风，访问王老赏了。那时，他认为，如果见不到王老赏，收集不到王老赏作品，会遗憾终生。由于古塞的坚持再坚持，他的夙愿得以实现。
古塞的感人之处，不仅在于他收藏了王老赏窗花(剪纸)，他在访问王老赏的当年年底，就去上海，把采风得到的王老赏窗花(剪纸)和蔚县窗花(剪纸)印入《民间刻纸集》，传播到全国各地。王老赏去世三年祭，他出版《王老赏戏曲刻纸》一书，再次传播到全国各地。古塞，与王老赏只一面之交，为王老赏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事。那么，他的故事，他这个人，读者尽可张开思想的翅膀去评价吧。
中国美术馆是中国的另类“北京故宫”，1959年建馆后，它的收藏均为国宝级的美术作品或工艺美术作品。王老赏的窗花(剪纸)代表了一代中国刻纸窗花(剪纸)的最高艺术成就，古塞把王老赏刻纸窗花(剪纸)捐给中国美术馆，也把在延安时期收藏的西北地区的窗花(剪纸)捐了。自此，中国美术馆有了一大批无与伦比的珍稀的文物性窗花(剪纸)实物。而古塞成为新中国以来，第一个捐蔚县“染色刻纸窗花”的大家，其功莫大焉。
那天，浙江省美术家协会接到中国美术馆的电话，委托浙江省美协前去温州感谢古塞，且委托省美协把收藏证书交给古塞。
古塞的事迹是我在寻踪蔚县剪纸起源历史的长期采风经历中获悉的，口述这段历史的人是古塞的遗孀吴秋萍女士，说到动情处，吴秋萍哽咽了。古塞的这种“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神品格，我在采访中国美术馆的王伟老师那里得到实证。王伟专门访问了他的前任马女士，盘点了馆藏数量，又专门写文章探究古塞国捐的前后经过。
历史因时因事而复活。2018年1月24日，中国邮政发行特种邮票1套4枚，其第一枚是河北蔚县剪纸的代表作“芦花荡”，表现了“芦花荡一戏中，张飞戏周瑜”的情景。其原作出自蔚县开宗立派人物、民间剪纸大师王老赏。中国邮政从中国美术馆馆藏中借取原版……再追根溯源呢，根与源就到了古塞那里了。
再回到关于国捐总话题，我以为捐赠的事情，不仅有捐赠前的前半部故事，还有捐赠后的后半部故事。捐赠的后半部故事里，尤其要充分肯定那些捐赠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社会效果，有一代代人，一茬茬人参观故宫，参观美术馆，站在国家立场看，收获传播历史文化和历史知识的效果，收获播撒历史文化和历史知识种子的效果，同时有门票增加国库“银两”进项的效果，等等，这是一个效果生态链。而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看，也同样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生态链。中国的上至国捐，下至乡捐，甚或是改革开放后新起的私捐(收藏人向私人博物馆捐赠其收藏)，无一不是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捐赠。捐赠人的捐赠，无论其物件大小，数量多少，价值大小，意义大小，却有着共同闪光点：他们身怀伟大的发现力，善于发现国家级、历史级藏品;他们身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战士品格，无所畏惧、一战到底、直到胜利;他们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一心利国利民，报国报民，一切与“国捐”背道而驰的“国盗”，一切祸国殃民的“恶小”，休想玷污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