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啃阅读方面的理论，颇有一些联想。
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学习任务群教学，一定要设置任务情境，以期引发学生的言语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完成所设置的任务，只有以完成任务为目标的阅读，才能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所阅读的那一组组文本材料，只是帮助完成任务的辅助性材料，并非学习的终极目的。比如说，你不必去记忆“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些事实性的句子，你甚至不必记忆“比喻的作用”这种概念的解释，你需要的是，通过这些事实性句子的揣摩，去完成某项任务，比如，观察一处风景，写一段类似的话。
文本本身的材料、知识，是帮助学生完成任务的辅助性材料，不是学习的目标，这种说法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小时候的阅读，未曾经历这样的训练，以为阅读就是对材料的记忆理解，所以，我们虽然读了不少书，记了很多东西，却很难顺利地完成一项任务。比如，有人谈哲学、历史，谈文学、政治，哪哪他都懂，读书可谓不少，可是如果叫他去写一篇像样点的东西，他觉得万难——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
有的人喜欢读书，喜欢沉浸于书本之中，积累很多人文掌故，追求个人化的深刻体验，“入乎其内”，美则美矣，可是，却又不能“出乎其外”，添了一种读书人的迂腐，做不了事情，完成不了任务，成了人人笑话的“两脚书橱”。新课程的要求全不是这样的。
从这个角度看，语文教学设置驱动型任务，真的很有必要。当然这里的任务，不是指世俗功利任务，比如考试什么的，而是通过阅读去完成真实情境下的学科任务，编者也反复强调过，这我懂。
说到这，我引发了联想。很多文人饱读诗书，却做不成事情，为什么呢?很大一个可能，是他把读书本身当做了人生目的，为读书而读书，而不是把读书当成做事的辅助性手段。你看，有些人书虽读的不多，却很会做事，能完成任务，甚至有大作为，比如古代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却比君子强了很多。比如现实中的马云，书读的不算多，但他能成事;又比如王健林、任正非，也没有听说读过很多书，照样不耽误他们成大事。这是因为，他们善于捕捉任务目标，读书呢，不过是帮助他完成目标的手段，读多少书不是关键，关键是要能帮助他完成任务。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人们都以为刘邦、项羽不读书而能征天下，其实刘邦也读书，只不过不是读死书。我这里没有揶揄谁的意思，我是想给百无一用的书生们提一个醒：读书是帮助你做事的。
这就是我对阅读理论的重新认知。
忍不住产生了另外一种与读书不大搭界的联想。比如，曾经有一个时期，很多不喜读书的人，却轻轻松松进入官场，反观一些以“修身”“齐天下”为志向的勤奋读书人，却被排除在官场之外。原因之一，大概就是这些读书人只知沉浸在书海里，沉浸于自己的道德遐想中，却忘记了会做事、能完成任务才是官场的硬道理。官场要的是能执行任务的人，与读书多少、道德素养高不高没多大关系。这不像中国古代，中国古代尊奉儒家标准，要“以吏为师”，官员的德才条件是很严苛的。如今呢，现实中的某些官吏，他们在单位里也不一定是书读得最好的人，也不一定是道德素养最高的人，但他们为什么能掌管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呢?原因就是他们会做事，能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记得李鸿章说过，这个世界最容易的事就是做官。李鸿章为什么要说这话呢?我有些迷惑，难不成是因为一个人做了官就变得无所不能了么?可李鸿章自己做得并不轻松呀。
说到这里，我便有了逻辑推理的兴趣：假如一个人沉浸于书海，执着于个人的道德完善，那么他就难以为官。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命题的逆否命题就是：如果一个人在官场如鱼得水，那么，他就不大可能沉浸于书海，也不大会执着于道德完善。
从逻辑上看，好像是对的。
要补充的是，他不爱读书、不谈道义，不代表他不会做事，不能完成任务，尤其是那些官场的任务。一个人的官场立场与他读书状况、道德状况相距甚远。比如附近一个县的前县长，还有前前县长，平时的政治口号那真是喊得声嘶力竭的，可是呢，一个“进去”了，另一个也跟着“进去”了。对于“进去”了的人，你总不能说他道德素养有多高吧?
你看，我本想反思阅读的事，结果却反思成这样了，弄得文不对题。真抱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