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春风并不寥落。虽有些残寒，但曙色初开的天空下，花红柳绿，亦十分妩媚，使我有寥落之思的是我的感觉。
行走在颍水的岸上，从拂拂的柳条的间隙，我看到一片洁白的柳花，袅袅地向着波光粼粼的水上飘去。对岸，油菜花残了，只剩下一抹的绿。继续走过几棵艳丽的海棠树，走过一丛嫩叶新生的灌木，止步于一个青藤缠绕的木架前，我忽然意识到，春天将要归去了。
这春天，能像我读书一样，放上一枚书签，就可以停一停止一止，等我改日找回吗?那想看的山，想去的水，与我隔着时间，隔着距离，隔着风雨，我不知道等我再去的时候，它们还有着春天的姿态吗?
但很快，另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想法，一匹青骢似的倏然而来：这时间，若真的像书册，我就十页十页地将它们翻过。自己老了，一些恶的事物不也老了吗?那么，何必为春天的逝去而悲伤呢?
再看身旁，一树树的樱花和枇杷，正绽放着自己的芳华。它们不知道，有人坐在家中，却为一日的朝饔和夕飧发愁;也不在意，万里之外那炮声与硝烟中的厮杀，血与火下的生死，有着何等的惨烈。它们有自己的事儿，听从造化的安排，接受太阳的馈赠，回风度雨，生出自己的枝叶;摇红摆翠，展现出妙于唐诗和艳于宋词的风采。
上天有好生之德。昨天，与朋友闲聊，一位这样说。
这是孔子的话。当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重建一个周礼的国度，于垂垂暮年，孔子和几位弟子驾着一辆牛车，山行水宿，跋涉于干戈扰攘、车马喧嚣的大地上。但没人待见他，分崩离析的时代是不需要这种束缚的，连一个叫接舆的狂人都嘲笑他的迂腐。无可奈何，孔子又一路颠沛，在秋风初起的时候回到他的故国，做起了志在明道的删述之事。直到三百五十年后，他才被放到圣坛上春礿秋尝，并焕发出千秋不减的光芒，但是，这能证明他那两千年被宣扬、被遵守、被继承的礼教，合乎人之本、神之性、天之经、地之义吗?
即便不经过一点修正，我认为，也不会。
想到这，我告别一岸的绿浓红茜和一河的霞光，回。
至家，坐在书桌前，发了一会儿呆，随手抽一本封皮有些残破的诗词手抄——我喜欢抄些古典诗词，不只是偶尔看看，偷几句，装点一下自己苍白的文章，更主要的，得以感悟古人瑰丽的诗心和高贵的灵魂——从上，我看到这样一句：回首看花花欲尽，可怜寥落送春心。
这是唐末一个叫高骈的诗人写的。
他仿佛与我一起去了河岸。寥落的，原来是伤逝的心。
伤春悲秋似乎是古人无法割舍的情结，但我认为，以“颓废”形容似乎有些过了，没见哪个写了一句“乱红残絮”“雨横风狂”就真的“独立苍茫醉不归”了。
虽这样想，下午，我还是在网上做个搜索，看一看古人是如何“伤春”的。
直接以“伤春”为题的大约有七八首。其中，陈与义的一首七律尤其让人过目不忘：
庙堂无计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让人过目不忘的，大抵是“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这句。
在宋代诗人中，陈与义是我比较喜爱的一个。靖康之变时，他才三十七岁，有着“酒酣说剑、夜静论诗”的风流，况且，因为得到皇帝赵佶的赏识，正扬鞭跃马，驰骋在一路春风的仕途上。
但靖康之变来了，且太突然。被史家评之曰“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赵佶，和他的儿子赵桓一起被金人掳至万里之外的荒寒之地。在那里，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遥隔千年，读之，犹让人潸然泪下。误国，殃民，害己，此时的赵佶应有无限的悔恨。轻佻，像流水落花，早已不在。但他不知道，他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帝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民族的盛衰。从此，华夏民族昂藏的仪表、洒脱的气概、澄明的襟怀，日渐式微，至南宋之后，再也不能恢复。
大厦将倾，一木难支。陈与义，这个在少年时期有着“流辈敛衽、莫敢与抗”之称的诗人，此时，除了“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浩叹，还能做什么呢?
大时代下，个人的生命总是幺微的。
干戈未定，书生已老。书生的无奈和干戈的不戢，是历史永远的痛。
往前八百年，也是在一个绿草如茵、红芳似锦的三月，当南渡的一群朝臣——同时，他们也是《世说新语》里那些以饮酒、清谈、玩乐为时尚的名士——在南京城外一个江亭之下藉草饮酒。这时，被誉为“宰辅之冠盖，人伦之羽仪”的周顗，于举杯之际，忽然语带悲戚地说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
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却似叩在一扇扇经久难掩的心扉上。他们是谁?除了官员、士子，他们身上还有一个标签：流寓江南的他乡之客。故园，已成了五胡的天下。
至此，历史又给他们贴上了另外一个符号：新亭挥泪客。这是南宋诗人刘克庄在一首词中的创造。那首词有一个苍凉的开头：“北望神州路，试品章，这场公事，怎生吩咐……”
刘克庄是一代文宗，胡适评之曰“有悲壮的感情，高尚的见解，伟大的才气”。但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堪。金人未去，蒙人又逼，国势江河日下。然而，和一百年前的陈与义一样，刘克庄终究是一介书生，徒有一腔向天难诉的孤愤，一声“春华落尽，满怀萧瑟”的空叹。
但悲戚和无奈之下，也有砥砺和不屈。当周顗说出那句令千古同慨的话时，丞相王导则愀然变色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王导是琅邪人，是南渡士人的领袖。作为身系一朝安危的社稷之臣，他应该这样说。但我觉得，他的话固然慷慨，却未必似前者有着洞穿千秋的力量。
“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道破的是古往今来的永恒与变革：永恒的是时间，是花朝月夕，是寒来暑往;变革的是江山，是人物，是秦灭汉兴。
王导固然是守节秉义之士，但壮志与现实终究有着距离。克复神州，重返故土，只是一场尘飞莺啭的春梦而已。
事实上，整个东晋几乎没有一次像样的北伐。它陷入内部争斗的漩涡，并最终走向衰亡。“江左夷吾”成了对王丞相的讽刺。但若把晋祚之危亡归于王导之过，也有失公允，尽管有“王与马，共天下”这样的说法。
帝昏臣横，官贪将骄，内忧外困，这局面不是王氶相所能左右得了的。当他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时，胸中的慷慨之气早已消磨得一干二净。
一个帝国的灭亡，只是史册上的几页文字而已。处在国破家亡之变中的诗人，留给后人的除了一声叹息还是一声叹息。“花近高楼”之伤,“白头吊古”之悲，“拍遍栏杆”之意，有几人能够懂得，几人能够明白呢?
风景不殊，山河已异，这是周伯仁的觉悟。山河虽在，草木空深，这是杜子美的感受。
他们说的都没错，变与不变，唯看读者的理解。但明白地说出根本之变的是文天祥。他在《金陵驿二首》之一中这样写道:“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已半非。”战乱，灾难，饥荒，人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像永嘉之乱，像靖康之变，哪一次社会动荡、朝代更替不使黎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即便似王导、周顗一样的人物王衍等人，不也在宁平之屠中玉石俱焚了吗?而前者只是幸运地逃到江南而已。
再说高骈。
高骈在整个唐代的诗人中并不出名，其实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出身名门，历任秦州刺史、安南都护等职，有着左手横槊、右手挥毫的天纵之才。但不幸的是，他生在一个错误的年代——唐末乱世。尤其不幸的是，在大唐轰然倒下的前夕，他被人刺杀，成为这个帝国的陪葬品。
一夜雨声能几许，晓来落尽一城花。为一个帝国、一个时代陪葬的又岂止一个王衍一个高骈?那是整个帝国、整个时代的人。
但历史是不会灭亡的，灭亡的只是一个个时代。就像时间，变换的是一个个季节。一兴一亡，一亡一兴，那是上帝的安排，是历史的必然。似这眼前，红红紫紫的春天去了，造化却为我们送来一个万树摇绿的初夏。如此，不也很好吗?
寥落，只是时代在诗人心中一霎的映照而已。
2022年4月23日于颍水之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