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家乡严格来说没有正规的学校，只有私塾，当时我爷爷就教过私塾。农村有孩子上学都是在人家户里读的书。
后来保长叶平安家办过小学校，由于他是保长，条件好，一个大围垅四合院，有十多间房。比如我八十多岁的大姑父叶玉华和大姑妈都在他家上过学，最开始是在一户姓蒲的人家户里上的学。我爷爷是保长叶平安的老师。后来西来一个姓钱的先生在叶家教过书，这是解放前的事了。
那时老师教书都不是国家发的工资，是学生养活老师。学费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八十六岁的大姑父讲，有钱的家里就多给点，没钱的家里就少给点，主要是粮食或钱币，老师也不会计较什么。据李德安先生《天华黎韵》中讲二十年代出生的黎金凤老人幼时读书，黎家老太用每年三石(一说一石三百多斤，网查一石100斤、120斤)大米作酬金聘请一私塾先生来黎家教书。家里一间套屋作教室。启蒙就教最简单的汉字，“人、口、手、刀、牛、山、石…”以后又教《三字经》，年龄大点又教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那个时候私学都没有数学课，只有政府办的近代官学才有。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学校京师同文馆是1862年建的，但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农村基础教育仍在沿用明朝时候的私学样式。毛爷爷年少时就读私学，后来十六岁了又到湘潭就读近代新式学校，从一年级开始读起。解放后，国家穷，没钱在教育上投入太多。学校搬到了几里路外的一个叫“万庵子”的庙子里，那里曾经是尼姑庵。当地百姓在政府的号召下把里面的菩萨打碎清除，改成了教室。本村的罗光西、叶金池等都在里面教过书。
刚解放初，教书先生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先生都是解放前读过私塾，粗通文墨的一些年轻人，也不需要什么教师资格证。我父亲是1949年生人，就在那个学校读的小学。现在那里除了一间后来建的神庙，什么都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后的60年代，万庵子的小学又搬到了两里外的宋沟孙云淼家里。
孙当时是村支书。大队部就设在他家里，村里的孩子也在他家上学。那是一个正三间两则几间厢房，龙门子高大，形成一个大四合院。龙门子进去，堂屋前阶沿边一堵高墙屏风。进龙门子两头各有一个猪圈房，这两个猪圈房就改成了男女厕所。孙家的大门外是水田，还有一个生产队公房的大晒谷场，那也是学生的操场。大老表说：“记得读书时在大队开群众大会，我们小学生要向革命表忠心，两个人牵伸一张大红纸，由我大声念诵红纸上的‘决心书’”。孙家堂屋里安了一部手摇式电话，一根电话线直通公社。堂屋这个供奉祖宗神灵的地方后来也改作了教室，还有西厢房一个大间是教室。西侧转角一间房也是教室。在这四合院后面还有三间小瓦房，作为陈仲才老师的住处兼办公室。大老表叶名城64年读书时就在西转角内那一间屋。当时的教学设施就是长板凳，长条桌，一块木架支起的黑板，土地下，打扫卫生之后满桌满凳都是尘土。
西厢房有一间屋子要正规一点，我幺爸在里面读书，双人木桌，双人板凳。我幺爸和我大老表是亲舅舅和亲外甥关系。两人只差两三岁，同上小学，一个读一年级，一个读三年级。那个堂屋后来也作了教室，由下一年级的学生使用。
我是84年去孙山嘴大队部读小学的，我们那时用过的长条桌长板凳可能就是当年大老表，幺爸他们当年用过的。当年的学生很轻松，只上半天课，语文、数学是主科，剩下的副科是音乐、体育。下午孩子们就回家帮助家里干农活，如放牛、割猪草…我们70后上小学时，科目大致一样，还多了画画课。上午下午都要上，只是到周六上半天，周日休息，也没有什么补习班，但有家庭作业。暑假是所有孩子最昐的，可以放两个月，有假期作业。
这个读书是在别人的家里读书，而且又是一群天性活泼，懵懵懂懂的孩子，成天嘻闹，这家人按现代人的立场和思想一定会很厌烦。我咨询了当时是小学生的大老表，他说，孙书记家在当时相对较富，人也很厚道善良，他们对近百个小孩子在院里嘻闹很乐意，并不反感。他又给我讲起了60年代农村孩子读书时的情景，那是农村人物质和精神都很贫穷，孩子们冬天怕冷经常不洗澡，身上的汗渍污垢干了都结了一层黑甲。女生的头发脏而蓬乱，生了很多虱子。孩子们坐的长桌长凳子上，有的男生要划根线，弄清谁的虱子在爬过线。
当时的小学生和我们后来读书一样也是推着铁环或竹环飞快地去上学的。其实二十多年后我们上小学也和前人一个样。他们那个时候下午到山上去放牛，骑在牛背上小伙伴们比谁唱的红歌多。他说在文革以前，教材还比较正规一点，66年文革开始后，语文书上就充满了革命的内容。究竟“革命”是什么?没人能理解，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没人分的清，但激昂的口号照样喊的震天响。那时就连算术书上也有伟人语录。
我们85年上小学时，语文数学都回归到了本来的教科书样子。他还给我讲了文革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他们小学生人人都要配制一个语录板，上面书写伟人的各种语录，常常在赶场的路上拦住赶场回家的人背语录，背不出一条的不准过去。因此那时的农村年轻人赶场都必须准备背几条语录以备通关。让小学生去以背语录为难路人其实也是那个时候赋予他们的政治任务，各个地方都有语录关卡。
1966年他幺爸结婚时秧歌锣鼓一路响起，我大老表是当时的优秀小学生自然会背语录唱革命歌曲，于是就派他去打先锋通关。1968年他大伯父结婚也是由他去打前锋通关。由于地方生源较多，孙家的房间已不能接纳更多的学生了。于是村上又在附近孙山嘴的一户人家里开了一个班。我幺爸这些高年级的学生又辗到了那户人家里继续就读。把原来孙书记家的房间让给低年级学生。
在这里要专门说一下陈仲才老师，他生于1940年左右，是寿安公社人，寿安中学高中毕业，成绩优秀，但因成分(地富成分)不太好没有上成大学。他是全能老师，数学、语文、物理、化学他都能教。他的同学江学儒上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多年后任县教育局长。我84年上枫江小学后，他就是校长兼我哥的老师，也教过我们一天的画画课。那时他大概四十来岁，对我们小娃娃还和气，但有时对妻子李老师特别凶，还要动手打骂。我目睹了他们的离婚，去世距今大约也有七八年了。在孙云淼书记家时，整个学校两个班，就陈仲才和妻子李月仙就在那里教。后来增加了一个班，教育局调来了两个老师，一个是五星公社的邓家祥，和东北公社的孙安仁。后来学生和班级多了以后，又增加了几个老师：周植勋、杨会仙、叶玉祥、罗光西、杨小平、李兴龙。其中杨会仙和叶玉祥夫妇是我父亲的同学。后来我父亲李文伦参加红卫兵回来后又到大队部代过一段时间课，和父亲一起读书的同学邓天福由于当年成绩差都还在小学复读，后来进入农中，以后一步步成了大兴乡党委书记，我父亲又当过他的代课老师，到现在七十多了还是一个乡村医生。
当时的学费只有一两元钱一期，没钱的也可以提几斤大米去当学费。反正把老师生活供的起就行了。我84年85年的时候记得学费也才5元一期，每年勤工俭学还要给学校提一兜兜谷子去。这大概是当时老师唯一能吃到的外水吧!到了1970年初，在药山沟山上(离孙云淼家两三里)建了村大队部(村的别称也叫大队)。一个高高大大的礼堂，在下面的坝子中间建有几间泥砖瓦房大教室。还有医疗站，一个代销店，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有两间单独的男女厕所。建国21年后我们村才算有了一所像模像样的学校，尽管全是泥砖瓦房，毕竟不在农户家里读书了。
我们村由于枫江树多，叫枫江村，小学就叫“枫江小学”。我是1977年出生的，小学也是在这个学校里读的。幼小的时候父亲就长期坐诊在这个学校的医疗站里。他不是校医而是面向所有人治病。旁边一家商店，一进门，盐和糖的香气扑鼻而来，至今难忘。那个时候全村人都到这一个代销店买日用品。起初是我爷爷父亲在经营，后来转让给了别人。那个大礼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就是放电影的地方，和学生组织文艺活动和村子开群众大会的地方。
我一个1956年出生的大表哥给我说起了这件事。他们那批人当时小学在这里读，初中也在这里读。幺爸是初中七一级的，大老表是初中七三级的，都是在枫江小学读完的。那个时候和我们读书时候一样都是徒步上学。早上吃了早饭去，中午又回家吃饭，饭后又去学校，下午四点放学又回家。离家步行约走20分钟。在70年代中期西来公社已经建了一个中学，但政府考虑到当时交通不便，学生每天到街上太远，于是就在我们枫江村和铁牛村设了两个初中班。当时不仅我们大队的20多人在读，而且还有临溪河铜鼓村的，大五面山11大队的，甚至还有西来街上的都到枫江村读小学。他们每天很早就出发了，远的路上就要走一个多小时。由于外村的就读枫江初中班太远了，不方便，于是1972年初中全部合到了西来街上初中部去了。但西来中学73级3班上了不到一周课，枫江村的近20名学生又回到了原学校，还是在原校读书。原因是枫江村四中队五中队的学生离街上太远，又都是徒步。于是公社又同意留下我们村的学生不上街。
那是文革时期，初中升高中全凭同学推荐，我这个大老表幸运地被推荐上了蒲江县立大兴高中，本身成绩也十分优秀。也是枫江村初中生里唯一一个，我大老表后来考入温江卫校，后来进入县公安局、政法委，现已退休。我幺爸他们初中七一级的也是要由推荐才能升高中，也要限制年龄。但我幺爸没读过高中，以后去新疆当了几年兵，现在年已七十还在果园里劳动。
当时地主成分、富农成分的子女再优秀也过不了审查那一关。这个在孙山嘴的枫江村小学，又称“大队部”或“管区”，是我父亲年轻时坐诊的地方，83年诊所就由学校搬回到了家里，商店后来86年也搬走了。但陈仲才老师的家还在那里，一墩泥砖瓦房后壁还是土坏墙，他家也种有土地。86年又重修了学校，将一通泥砖瓦房拆了建成了两通时髦的火砖瓦房，红墙红瓦。
当时农村很多人家还是泥砖房，只有非常“有钱”人家才能前壁用点火砖撑撑门面，后墙仍是泥砖。但陈老师夫妇的家依然是又旧又老的一墩泥砖瓦房，后墙还是土墙。黑板也不再是木板，而是混泥土刷黑漆的黑板。有了混泥土的讲台。礼堂也被拆了，将木料拿到别处建了一个新的大队部。到1997年这个承载了我们儿时许多美好回忆的孙山嘴枫江村小学被拆除了，到一里之外的邓河坝建了一所新小学。这个存在了31年的学校被拆的片砖片瓦不存，依然回归成田野，最后又成一片果园。没过几年，由于生源减少，邓河坝那个学校又被拆除了，建成了气派的村委会。
在西来，1976年建的老初中学校于2005年被拆除，原来西来的职业高中也被搬到了蒲江蒲塘路氮肥厂那里。在西来新区农贸市场旁边建了一个临溪书院，在新址上延续了西来初中与小学。从此自1976年建的初中29年后终于淹没在了时间长河的波涛之中。
我孩子是2001年出生的，他就是在西来临溪书院小学毕业的。从此西来不再有高中，不再有各村的小学校。孩子也由各地家长用摩托车、电瓶车、汽车接送，再沿着平坦的水泥路、油砂路平稳快速地把孩子接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