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台湾地区选举用群魔乱舞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不料独派赖清德的参选搭档萧美琴却又在社交媒体上闹了一个笑话，这人信口开河地说台涉外部门的电报公文经常使用文言文书写，立马遭到了舆论讽刺，说这个人连公文和文言文都傻傻的分不清楚。有台湾媒体报道指出，公文的书写有专用制式用词习惯，萧美琴却把这个当成了文言文。
其实，中国人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文字与官样口语文化，一部分脱胎于文言文，一部分得益于后世人们因生活所需而创作出来一些日常用语的演变和延续。文言文作为历史上历朝历代官方的记录文体，并没因战争的参考与政权的更迭而中断，即使如西晋“五胡乱华注①”的百年动乱，以及蒙满等少数民族统一中原后建立的王朝，也没有中断汉文化的传承互延续，就足以证明汉文字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汉字的之所以历久弥新的缘由;不同于那些由单纯依靠字母拼写读音会意的文字，古老的汉文字文化除了有着字源本身的神韵，同时还有着与字意以外的扩展与联想，更有着如大海一般宽广的胸襟，能容纳和融合无数如江河湖水一样咆哮而来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于是便有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字典籍的保存而得以流传。这些官方与半官方卷宗文牒上的记载，自然就成为后世政权借鉴古代政权治国理政的参照，比如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而论及经济文化和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政策的阐述。这些文字并不属于官样文章，但必然会给后世的治国理政者所引用，也是后世官方文本都留有文言文的痕迹的原因;不过，将现代公文范本说成文言文自然不妥。
古代的官样文本只能是文言文的原因，也源自于古代社会只有官方文字典章一家独大的局面所致，不像现代社会民间可以自由写书出书，在封建社会里，民间即使有人写了什么文章作品也不可能面世。究其原因，还是封闭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读书，普通民众根本就无法接受教育，或者说没钱接受教育。社会上有某一位读书人做了官或者做了账房先生，再或者做了什么机构的师爷，遇到社会变故，就可以回乡设馆授徒传播知识，这也就是私垫教学的由来。国家(朝廷)官方办的学校极少，有那些殷实家庭的孩子都只能依靠私垫或者自自学，然后再通过考试进入官办的学校，层层考试选拔人才。因此，文字的话语权只掌握在这些极少数人手中，就造成了文化只属于上层人物所独有的局面。
漫长的农耕社会，大多数贫穷者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地下地劳作，除极少数掌握着土地资源的有钱人可以花钱延师教子弟读书。然后通过考取功名去官场做官，于是就有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垄断型教育。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由隋文帝杨坚创立，一直延续到唐宋元明清。到了清朝，通过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僵化，直到科举制度最终为社会所诟病逐渐地走向没落。这种封闭型文化资源的控制，使有钱的人高高在上从而越有钱;贫穷者的人生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而一代代贫穷;追溯官办的文化封锁最早始于奴隶社会，到春秋战国时期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观念，就形同于一种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谁在上层，文化人在上层;谁在下层，贫穷人在下层。中国社会有一句俗语，叫做死得穷不得。这个意思与我们文化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观念师出一门，直到后来演变成门当户对这个专门为婚姻而设置的词汇。
秦末农民起义的陈胜吴广有一句口号叫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就质疑那些高高在上且富贵得流油者，你们的荣华富贵绝对不是上天的恩赐;他们起义之目的就是要打破一代代往下传承的文化优越感，改变文化被一部分人封锁掌握的奇特现象，改变统治者心中民众越愚昧越容易被奴伇之目的。普通民众就因为没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自然认识问题就有了局限性，始终不清楚无知并不源自于天生就愚昧，没有文化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关键。由此及彼，也因此造成了封建社会不可能有民间文化萌芽的可能。于似乎，文言文就成其为唯一独有的官样文字，自然与那个无知的萧美琴的认识是两码事。当然，我们只是谈论文化，勿用赘述社会形态的演变。
文言文的成型最早要追溯到甲骨文的出现，开始全都是象形文字，记录某些件事，可能需要有几种图案连起来才能让日后知道那些发生的过程是怎么回事;还因为那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发明出来，更何谈锦帛与后来发明的纸张。因此在甲骨上刻字就是一件十分费力费时的事，于人们自然只能尽量用较少的图形代表更多的意思，这就是文言文言语精练的由来，尽量用代表性极强的关键图形图案记载很多事物，省去了很多啰言嗦语，比如：然也。代表着对，是，以为对，或表示赞成别人的话，两个人想的是一样。引申出：答应，信守，以为对而采纳，这样当然好。然后有许诺，信守诺言。
有人可能会刨根问底，难不成那些古代人说话交流也这样咬文嚼字，也是，也不是。有某些场合“文化人”与文化人之间也用也需假斯文，比如在某些正规场合与人见面一般都会拱手行礼，是为揖。即左手压住右手，女子须右手压左手，还必须将手藏在袖子里举手加额，然后鞠躬齐眉收腹直立。如果家庭拜访，客人一般会说屡常惊动起居。主人一般答幸蒙赐教，迎请不至。久别重逢，见面会说久违了。久违大教;对方会回答不敢不敢，再客套一句常怀渴想，时常渴慕。对方则会回答彼此彼此。官方见面，会问贵治何处，近代也有因为不熟悉，也问老大人贵职的过程。文化人见面，或高徒几位，或门人几位以示尊重，也可以问所治何经。与武官见面必问营扎何处。与生意人见面必问财源茂盛。但是古代普通人互相之间见面交谈，绝对不会用上述半文言文交流，因为文言文需要有一定的文字基础，用的是从书写的方式搬到了日常口语中，所以古代普通人交谈一般不会用之乎者也这些助词。笔者看过高堂书橱里一本木刻双层卷本，其中有质疑文言文为民间所用的记载，大约为明末清初所著，应该属于孤本，只是后来都被付之一炬，可惜了那些保存了几代人的历史遗落。 还是让话题回到文化传承上来，中华文化中的文言文之所以会成为官方独家所有，就在于文化贵族们需要有一个神主牌来区分有钱的主人与没钱的贱民之间的身份认知。你如果曾经是一贫如洗的贱民，因为暴发或者其它因素有钱了，但想洗白身份就需要你跨过文化这座门槛，才能攀登上文化人的那一座高峰。这些高高在上的人总会设置一些难以逾越的鸿沟，让后来者战战兢兢地沿着那条阶梯向上攀爬，于是人们就认为那个文化顶端是何其的神圣，那个文化殿堂上一定金光万道。后来的攀爬者也似乎觉得自己通过这一次次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人上人，自己也就高人一等了，于是后来者继续制造文化隔膜，以维护自己得来不易的辉煌。因此，历史的回答，就是人们总爱抱着文言文不放的原因，并不是文言文高贵，而是掌握着文化话语权的那些所谓的文化大师们故弄玄虚的结果。
如果你了解我们文化里的诗词歌赋，就会了解诗词歌赋为什么有格式要求，其实那就是文化封闭之明证，也是古代社会歌咏契入民俗的衍生品。诗赋与诗歌原本就是为和乐而作，所谓“和乐”，就是那些闲得无聊的文人，如果读书了很多年书，经过了无数次的考试有了功名利，却没有谋到好的前程，就会产生颓废心理，就只会流连于娱乐场所。人的秉性是力争上游，假设时运不济争不到上游，那么就会选择玩世不恭，最后沉迷于花前月下，沉迷于胭脂水粉中，那种场所就相当于现在社会上的夜总会或者酒吧等胭脂花红地，这些人流连于这些烟花巷中，趁着酒酣耳热，为某某女性名角填词写诗，然后谱上曲子，载酒载歌高咏乐和;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调侃“乐和乐和”的主观词汇就源自于此。后来，那些读书以后的所谓文人或者以后继续没什么出息，就别出心裁地为这些带着靡靡之乐的辞藻设䪨、设䪨律与句式，设置字数限制，让其变成一种格式以示自己的存在，有了存在感，就会形成潮流，以至于后来的人们都觉得这些条条框框有意思，并被那些初入门者奉其为圭臬;久而久之，这些带着格式的文字类型就有了市场，许多颓废文人长年累月混迹茶室酒座，写几句带着韵与律的歌赋，吟咏几句带着叹咏调的格律诗，然后大众逐一效仿，直到形成一种文化趋势;这就是各类型的词赋与格律诗之所大行其道的深层原因。这些文化阶层人士刻意所设置的门槛，久而久之也被官方认为那些格式确实可以可以唬住那些学子，包括一些不学无术之辈在得到官方认可之前必须熟悉这些敲门砖的法则，这些格式自然而然就可以大行其道。
文言文原本就是古老的文化在发展中的一种特殊使用句式，一般分为四种类型，一，判断句式;二，被动句式;三，省略句式;四，倒装句。其中，较难理解是其倒装句。按照现代汉语习惯的常规句式语序，主-谓-宾，定(状)-中心词，即主语在谓语前，谓语在宾语前，修饰语在中心语前，但有时也有因为修辞作用，或者强调某些意思将调整语序，使句子结构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一般把那些谓语放在主语前的现象叫做“谓语前置”或“主谓倒装”;那些宾语放在谓语动词或介词前面的现象叫做“宾语前置”;把那些定语放在中心语后的现象叫做“定语后置”;把那些介词短语即状语放在中心语后的现象叫做“介词短语后置”或“状语后置”。一般情况下，用“者”与“也”表示判断，如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就属于表示判断。或句末同时用“者也”表判断;还比如在《战国策 .邹忌讽齐王纳谏》中“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文言文用“即、乃、则、皆、本、诚、亦、素、必”等副词表示肯定判断。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且相如素贱人。”素，就是说蔺相如一直就是贱人。贱人，那时候指的是奴仆。 标志的被动句式主要有四种:用介词“于”引出行为的主动者，“于”放到动词后，它的形式是动词+于+主动者。例如:王建禽于秦。(禽，通"擒")用“见”与“为”来表示被动关系。还有无标志的被动句:多指句子中不含有被动词的被动句，也叫做是意念被动句，这种被动句没有明显的标志，但翻译时需要翻译成被动句。例如: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资治通鉴》)这里的"逼兵势"是"被兵势所逼"的意思。 省略句，就是把主语省略掉。分承前省，蒙后省，自述省，对话省。
倒装句，介词结构后置、状语后置，篇幅有限，就不一一举例了。之所以说格律诗为古代文化人的刻意，同时又被许多人刻意模仿，就在于我们用许多人衡量古代人的作品，几乎大多数并不符合当代人好高骛远的追求。比如我们用平水韵(古代读音)检测李太白的七言绝句《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则存在多音字：乘 将 踏 声 不，需要根据词意判断平仄，提示“行”为重复使用字。如果用中华新韵(现代读音)检测：则第2字“白”应仄，第7字“行”应仄，第23字“及”应仄，同样存在多音字如乘、 将 、踏 、声、 不等，需要请根据词意判断平仄，还提示“行”属于重复使用。窃以为诗圣的作品应该可以达到许多人的况味，结果实在不尽如人意，连古代的诗歌大伽尚且有问题，何况凡人。
我们再看看将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用起韵，平仄存在13个问题。第2字落应平，第4字啼应仄，第6字满应平，第7字天应仄，第9字枫应仄，第11字火应平，第13字愁应仄，第16字苏应仄，第18字外应平，第20字山应仄，第23字半应平，第25字声应仄，第27字客应平。 如果用现代读音“仄”起䪨，可能问题少一些，则只有第7字天应仄。存在多音字：声，需要请根据词意判断平仄。总之，按照许多人的要求，古代人的很多作品都不符合许多人之要求。 其实，在现代普通话里(月)：[yuè ]的发音我第四声，但古代发音(月)不同于现在的普通话，发音为第一声[rè ]，所以，这些格律诗的䪨律玩的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大可不必当真。如果有人有兴趣写了很多格律诗之类的文体，自己既不是名人名流，又没有文化工作者之便利，你千辛万苦创作的作品，不管你是否有很深的造诣，恐怕赏之者寡;时间长了，恐怕连自己都不愿意再回头去品位。 这些历史的文化遗产，虽然有值得我们去品赏与传承，但文化的发展并不能囿于学术界限，应该有现代的、大众化发展方向;苑有垣也，当受束缚。从文言文扯到了诗词歌赋，或者还扯到了唐诗宋词，已经离题万里了。个见，没有针对性，不喜勿喷!
注①，五胡乱华，指在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乘中国那时候国力衰弱之际，在西北陆续建立数个非汉族政权，形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的国家达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对五胡乱华的历史作用，以及影响，历来颇多争议。它是晋朝历史上重要的现象，有的学者也称之为“永嘉之乱”、“中原陆沉”、“中原沦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