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上学
父母迁居腰陂，我才四岁，对出生地彭家祠没有留下印象。
一年多后举家离开腰陂，我有了最初的记忆，朦胧地记得那里有一座公路大桥，桥下的河滩上有一大片草地，像是个赶集的地方。这记忆是我随妻子她们去湘东钨矿球赛路过腰陂时被证实的，只是儿时感觉的“一大片草地”其实并不大。父母离开腰陂是不得已，全国刚解放，腰陂人错误地认为这个时候来到他们那里的外地人，不是地主就是恶霸，不敢在老家呆才逃亡在外。为规避风险，我父亲带着全家回迁到离老家仅十里路的里田，在镇上做点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应该是1950年底或次年初的事。父亲本想回老家沙市的，因为我爷爷健在并让人传话我父亲说，敢回沙市就要打断他的腿。父亲闻言只好改变想法，把家先安顿在里田街上。
父子反目后，我的爷爷至死未能原谅我父亲当年的携妻出走。
爷爷不高兴见到我的父亲，但当我父亲为缓和关系托人将我带回老家，送到他身边时，他老人家还是很高兴的。
1952年的深秋，我六岁了，他第一次见到我这个大孙子。有我在他身边，爷爷喜上眉梢，成天笑呵呵的，他牵着我的小手去小店里买糖吃，街坊邻居夸我“眉目清秀蛮标致”，爷爷更是乐得合不上嘴。我爷爷个头不高，身体还壮实，两眼炯炯有神。他穿一件黑布长衫，外边套一件短褂，头戴一顶后脑上披风过肩的黑布帽，脚蹬一双土布鞋，手里常常把着一根竹制的水烟斗，不时在烟斗里填满烟丝，对着灶膛里的余火或吸上几口，接着就是一阵咳嗽。临近过年，农村人打米做油炸果子。爷爷在他对着余火吸烟的时候，总不忘煨上几片薄薄的果子给我吃。有一次爷爷亲昵地摸着我的头说：“这么大该读书了，爷爷明年请个先生来给你发蒙，拜拜孔老夫子。”遗憾的是第二年春夏间，爷爷患了重病，咳嗽也更加厉害了，我没能等来他给我请的教书先生，他就一尘归西了。
爷爷故去，父亲回来料理完丧事，紧接着就把家迁回沙市。
虽然，我没能发蒙，也没能膜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但当年九月，我在设于田背“三房祠”的沙市小学入学了，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活。这是一所初级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个班也就十几、二十个孩子。我在这里读完了初小，成绩怎么样早忘了，只记得春天花间捉蝴蝶、夏天上树抓知了、秋天地里偷花生吃、冬天在开满小红花的紫云英田里和小朋友一起追逐、打滚，是我童年的快乐时光。
我们学校设在三房祠的祠堂里，破旧的祠堂，神秘的氛围。祠堂大门口，左右竖立着两块深灰色的大石头。关于这两块石头，村里的老人们是这样说的：右边那块下有基座，上面是形似半个龟背的打磨过的光滑石头，原本是一只是神龟，是玉皇大帝派它来守护祠堂并看护前面鱼塘的。可它以为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玉皇大帝管不了那么多，便不守规矩，趁孩子们上课没人的时候，偷偷爬进鱼塘偷鱼吃。玉皇大帝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为了惩罚它，便在左边竖起一根石桩，用铁链把它栓在了石桩上。贪吃的神龟还不知悔改，拼命挣扎伸长脖子想去塘里吃鱼，身上的铁链经常撞击石桩。日积月累，铁链把石桩的表层撞得坑坑洼洼，神龟的脖子也越伸越长，终于有一天，它的脖子又伸进塘里，把村里人养的鱼吃光了。玉皇大帝闻听此事，怒不可遏，便责令雷神予以严厉处置，一个炸雷便把它的头和脖子给炸掉了，就剩下现在这大半个龟背。我们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被吓得一愣一愣的，现在想来，这是用来吓唬人的，想叫孩子们听话守规矩好好读书。不知村里是哪些个睿智的先人，为了教育陈氏族人的后代子孙们，竟想出这么个办法来，也可谓用心良苦。
初小期间，两件事我有深刻印象。一是课文中读到过“电灯明、电灯亮”的句子，我回家就问父亲：“电灯什么样子?”父亲就把这事记在心上，他找了个星期天去县城运货，带上了我和弟弟，让我们去县城看电灯、见世面。平时父亲去县城，为节省开销，都是百里路程当天往返。那天却特意在县城住下，好让我们看电影、看电灯、买图书。二是每到冬天农闲地里没活干，母亲在家偎在炭火盆前缝缝补补，她想起自己的苦难身世和患病的身体就默然流泪，她怕我们还没长大成人，自己就病倒了。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发现她哭过，问原因她不说，我纠缠不放，她才对我说：“孩子，妈的身体不好，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你们几个养大啊，我要是死了，不知道你们会躲到哪堵墙底下去晒太阳呢。”听了这话，我害怕得大哭了起来……
初小毕业后，我考进张南小学，学校在禾水河对岸，离我家有三、五里路，在那里读了两年高小。班主任周老师既教我们语文课，也教地理。他的课讲得很生动，至今我还记得他在描绘大海上的风浪时，那绘声绘色的生动语言和手势。“海啊，不是池塘、不是湖泊、更不是沙市街上的同学每天来上学要过的禾水河。海上是无风三尺浪，有风就浪三丈，风吹浪涌，那是白浪滔天啦……”老师说到这里的时候，伸手由下而上扬过自己的头顶，来形容那些滔天的巨浪，以加深我们的印象。
记得六年级那年的端午节，我们沙市的几个同学约定中午回家吃饭。急匆匆赶到渡口，小船拴在岸边，摆渡人回家过节去了。四个同学，三个女的，就我一个“男子汉”，她们的眼睛都看向我问：“没有撑船的，怎么办?”
“没有撑船的，那我来吧!”我大言不惭，好高骛远了。
“你行吗?”几个女同学不放心地问。
“这有什么难，天天坐船，看也会了呀。”我表现出小男子汉的自信。
“快上船吧。”我催她们。
大家上了船，我拿起竹篙，点撑岸石，船掉头。用力撑了几把，船箭一般向前冲，女同学鼓掌，我很得意。可是船到江心，水深流急，我又没能及时将竹篙从烂泥里拔出，船将竹篙扳直、扳歪，我没松手，竹篙把我扳进河里。几个女同学吓得要命，惊恐呼叫。我因为会水，三、两下就扒着船帮爬上船了。吃一堑，长一智。再撑船时我的竹篙不是垂直下水，而是向外向后斜入水，用力一撑，赶紧拔出，也就没再被扳倒了。回到家，赶紧脱掉湿漉漉的衣服，饭后感觉不舒服，下午就感冒发烧了。好高骛远，吃了苦头。许多事表面看似简单，自以为行，其实不得其中要领，眼高手低做不来。所以在这里详细记述此事，是因为教训深刻，它对我影响深远。这以后我再也不敢说大话，做事小心谨慎。即便后来当了单位领导，包括干部提拔在内的一些事，就是可以办到，但成事之前，我从不说大话，也不对干部私下许愿卖人情。于此，有个老朋友曾直言我“不会笼络人心，就是不会当官”。是的，那种官我当不来，不会当。
1959年，我考进了里田中学。语文老师周明灿、数学老师高名强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明灿老师前些年过世了，高老师依然健在，我跟他还有联系。在这里我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我还得过名次拿过奖呢。可我62年中考落榜了，五十多个同学的班级里，只有四个人中考“及第”，两个考上高中，一个考上地区师范，还有一个女同学考上了地区卫校。有人抱怨学校教学质量差，但校方和许多人不这么认为，而是归因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严重压缩了各类学校的招生计划。
中考落榜，没有学上了，从此结束了我的正规学历教育。
我很沮丧，父亲则为我深感忧心。夜里，我听到他在床上碾转反侧，长吁短叹，这使我特别难受，也很自责。我恨自己太不争气了，害得父母亲为我这个没有用的儿子如此操心、痛苦。有一天夜里，我一觉醒过来，迷迷糊糊之中，听见父母亲还在议论我没考上学校，该怎么办......我难过得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