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下大翁妈这几个字的时候，眼泪就流了出来。
大翁妈是我的满奶奶，湖南有些地方的方言喊奶奶叫翁妈。满奶奶被晚辈们叫大翁妈，听大人说首先是我喊出来的。很小的时候，除了自己的亲奶奶，家族里还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奶奶。我就根据她们个子的高矮体型的胖瘦以大翁妈小翁妈区分相称。满奶奶在小时候我的眼里，个子高身材又魁梧些，就被叫着，大翁妈。碰见了满奶奶，我就老远就甜甜的大声喊，大翁妈。隔得近了，总是围着亲热地大翁妈、大翁妈的叫过不停。后来，喊顺了口，我们这一帮的小孩子们都喊她做大翁妈。以后，甚至大人们也这样喊起来了。
有时，去大翁妈家玩，还没有见到人，我就地坪边大声地喊，大翁妈。大翁妈听了，也会停下手中忙个不停地活，从屋里出来，笑眯眯地看着我，走近，有时摸一下我的头，有时帮我扯一扯卷起来的衣领，再牵着我的小手轻轻地摇两下，说，立几，真是乖。有时也说，立几，乖孙几。然后，带我穿过地坪，在阶基上搬一条凳子让我坐好，就急急地从屋里打个转身，马上就端出一个盛满了黑壳的瓜子黄壳的花生红壳的弯豆的圆形的大铁盒或是透明的起着隐形花纹的塑料果盘来。果盘里有时还有红红的苹果或是其他什么糕点之类的。我坐在有靠背的凳子上，两条小腿悬了起来，一前一后地秋千似地随意荡着。一只手将瓜子壳放门牙的缝里用力一咬，壳裂成两边，瓜子仁的香就飘在了小嘴里。两只手将花生壳用力一挤，花生裂开了一道口，顾不得剥掉那层红而薄的外衣，我就扔得了嘴里。吃得久了，嘴角上一摸，全是细碎的果仁。印象里，好多次，大翁妈在地坪里用竹子做的农具晒草或是晒柴火什么的。做几下，她就会停下来，仍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立几，放肆地吃咯。等我要回来时，她又将花生们大把地往我口袋里使劲地塞，塞得鼓鼓的，一边说，带回去再吃，带回去给弟弟妹妹们吃。
被我称着大翁妈的时候，其实她才四十多岁，自家里的小孩子有四五个，满爷爷在公社做事。家里大大小小的活儿几乎全由大翁妈一个人管着，还要在集体里做农活，一天到晚肯定很累。村子里其他女人每天都是一脸地疲惫，在我家门口的小路急急忙忙往田里赶，头发蓬蓬松松的很乱，衣服上有时下一粒扣子都扣到上粒的扣缝里去了。尽是泥点的裤角绾到了膝盖上，瘦的腿成天在田里来来去去的，早染上了一层深褐的泥水的颜色。大翁妈的脚上也有这一层泥的色彩，但是从田里回来，她就将脚洗干净，然后将裤角放了下来。她的衣服常穿的是灰色或是深蓝色的，都特别的干净，整整齐齐的。我没有见过大翁妈留过长发，四十多年里，都是齐耳根的短发，一根一根头发梳理得像是排好了队一样，耳边各别上了两个长的黑色的铁发夹子。她的满女建满姑比我大一岁，和我小学是一班的，班上女同学里，也数她穿得整洁，头发每天也梳得很精致，有时还扎起两个羊角小辫，辫上系着粉红色的薄绸蝴蝶结，肯定惹得其他女同学羡慕得很吧。有一次大翁妈见我头发乱乱的，就叫我靠近她坐下，用篦子将我头发梳直，梳着梳着，她的手突然停了下来，好像十分快速地捉住了什么东西，只得见轻脆一声噗响，她将那东西放我眼前瞧。原来是只被她捉住，用厚的大拇指甲挤破了肚皮的虱子，她的指甲上溅着了丝丝的血。这是一只头发里边生的虱子，大翁妈边笑着骂道，这死色婆子，敢咬我的侄孙子。指甲轻轻一弹，那可恶的死虱子就被弹好远了。
很多次早晨，我见大翁妈将两桶大人小孩换下的衣服倒进一个圆形的大脚盆里，一下子脚盆便堆得满满的了，她将衣泡好，就将灶屋大门边一个木制的搓衣板放进盆里，搬条脚很短的我们叫着的矮怕凳子坐下来，将衣放在搓衣板的齿槽里，用力地搓起来。那搓衣板中间的齿在长年累月里慢慢地被衣服磨得凹陷了下去好多。搓好的衣拧出水又放到木桶铁桶里，用扁担挑着，挑到屋后山坡下的水库里漂洗干净。衣太厚了的话，她又得取出一根尾端穿着一根胶丝绳的木槌，在水边的硬石块上，将衣服摊平，涂上肥皂，就一槌一槌地用力拍下去。清晨的水面，有薄的白雾在远处慢慢地动，很是安静，只有啪啪的槌衣声，从水面飘过，又远远地清脆的在水面久久地回响着。她家灶屋有一个木格的窗，窗边上钉着长钉，不用时，那长方条形的木槌就挂在那里，我看到槌的中间也是明显的细一些，也不再是方形，变得成了圆条状，也格外的白。
茶叶是农村里的重要经济来源。春天里，茶叶刚出来的时候，每天她都起早摸黑的去对面的土里摘茶叶。晚上时就赶紧回来一簸箕一簸箕放热锅里炒好，将热气腾腾地绿茶用锅铲铲出来，放地上大竹盘子里，顾不得烫手就用手来回往复地挪挤着，片片茶叶渐渐听话似地从了细条。然后，用手掌那厚的茶叶堆里一插，铲起一大堆茶叶，手掌抬得高一些，就迅速地抖动起来，从指缝里，揉好的茶叶纷纷落下，均匀地洒在了盘子里。她的粗大的手指被墨绿的浓的茶汁染成了好久去洗不出的深黑色。她炒茶时，看着我目不转睛地往锅里看着翻飞的茶叶，问我，立几，你妈妈今天上街买茶叶么，买了多少钱一斤。妈妈下午就卖茶回来了，眉飞色舞的，早把采茶的辛苦都忘了。因为她买了个好价钱。我把听到的价钱讲给大翁妈听，她也很高兴。又有点着急，说，明天得天气好啊，早点让茶叶干了。这春天的茶叶，一天是一个价钱，等茶叶多了，价就跌了下来啊。
后来没有搞集体了，分田到户了。孩子们都慢慢大了起来。搞双抢的时候，她娘家那些侄儿外甥们都会来帮忙，一大帮人在田里，很是热闹，大翁妈就很少再绾起裤角到田里割禾插秧了。但是她显更忙了，要将新收的湿谷子不停地趁着太阳翻晒，又要将家里的伙食搞好。吃饭时，一大桌子菜热腾腾地摆上来，有鱼有肉，像是过节似的。等夏夜黑的高空布满了密而亮的星星，孩子们敞开小肚皮躺在地坪的竹床上懒懒地进入梦乡时，灶屋昏黄的灯下，她还在清洗着一大垒一大垒的饭碗。
小时的我长得瘦，个子又矮。大翁妈拿起我的小手，看看手掌，又摸了摸手指，对我娘说，是不是走了家？听说左家仑有一个厉害的婆婆，很会挑家，可以试一试。后来真的去找了，那婆婆拿出根针来，嘴里不知念着什么，然后对着我的指腹的关节刺了进去。奇怪的是，也不见血出来，一挤，沁出了两点淡黄色的液体。回家好久，只觉得那刺了的地方莫名的痛，但好像人却精神了不少。大翁妈是一个信菩萨的人，三四月的春天里，她会说，立几，观音菩萨要生日了。到了快六月的时候，她又说，立几，关爷爷要生日了。这时候她都会虔诚地去烧香，求菩萨保佑，求关爷爷保佑。碰上她烧香回来时，她会掏出一个小纸包给我，说，我都求菩萨赐了茶。吃了会发数，会长命百岁。发数在我们那里是聪明的意思。小心翼翼地接过那茶叶，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神奇，觉得大翁妈都像是和菩萨一样的亲切和善了。
我回忆起来，因为我的名字有个列字，口头称呼里他们却都叫立。于是，有的长辈喊我叫，立伢几。村里也有些开玩笑的人喊男孩子一个名字里的字加上八工两个字，所以就叫我立八工。八工也是方言，就是男孩子的鸡鸡。他们有的不怀好意地逗我玩，喊着，立八工，八工是立的，八工是歪的。我非常的气恼也真有点担心来。大翁妈听见有小孩子这么嘲笑我，就把他们骂开，紧紧地牵着我的手，说，立几，别信他们的。鸡鸡好好的，他们喊得立么。她又宽慰似地摸着我的头，轻轻摇了摇。顿时我心里的怀疑都消失了，特别的轻松。家里有时来了客人，晚上妈妈就打发我去大翁妈家寄宿一晚，大翁妈见我来了，笑盈盈的，大声地说，只管来睡咯。将我安排和堂叔们睡一起，离开房间时又叮嘱大不了几岁的堂叔们要照顾好我，不准逗得我哭。
上小学时，我成绩还好，大翁妈听了也很高兴。对我说，立几，好些读书，考出去，当个角色。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师范里要练毛笔字。满爷爷喜欢过年的时候家里贴上红红的对联。自我读师范起，他们就备好红纸墨汁让我写。我读师范之前没有练过字，字写得不好。冬天里，有些字写得大大小小的，我的脸红了起来，握笔的手心都出了汗。大翁妈在边上，眯着眼看着，微笑着。说，写得蛮好哟。写完了，又端了一大碗热乎乎的甜酒来，甜甜的汤汁里，卧着三个白白的圆鸡蛋。
读了师范、后又工作又去读研读博的。我回家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一回家，就想着去大翁妈家里去看看，去坐坐，去聊聊天。后来，满爷爷走了，大翁妈的记心慢慢地不太好了，做过的事很快就忘记了，儿女们孝顺地轮流照顾着。十几年里，轮到隔我家很近的中叔家的时候，我回家，她多半在走廊上走着，有时用扫帚扫着地坪，有时就坐在阶基上晒着太阳打个小盹。见我走过去，她很高兴，笑眯眯地站起来，双手拍拍衣角，搬出一把靠背的椅子。说，立几，来，坐一下，坐一下。其他的事她都慢慢地忘记了，喊我做立几的称呼却叫了好久。我坐在她身边，她一直不停地说着，说的都是她年轻时的事，都是她娘屋里的事。最近的事全忘了，以前的事都记得清。
我心里很伤心，知道这种病不可逆转，只会越来越严重。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想着要去陪她说说话。有时，她拿起我的手来翻过来翻过去地看，脸上起着开心地笑。我仔细看了她拿着我的手，像松树的枝一样的粗糙。就是这粗糙的手，给她的儿女们扎起过粉红的蝴蝶结、洗过无数的衣、煮过可口的饭；牵着她的大侄孙的手给他心灵的安慰，端上过热气腾腾的甜甜的煮鸡蛋。那春天里新鲜的茶叶炒熟后放盘子里，也就是这双手揉过，绿的茶汁从指缝里挤了出来，慢慢将手指染得墨一样的黑。我起身离开时，大翁妈很是不舍，又像多年前那样，要从家里找出东西来招待我，急急地折回屋子里，又赶紧走了出来，像是要多留我一会儿。
冬天的太阳出来了，照在身上，心里却感到很冷。瘟疫来了，大翁妈走了，走过了她八十六年的人生岁月。送葬的队伍很长很长，鞭炮不断地响起。突然，我转身过去，对一个抬着灵柩的乡亲说，你稍歇一肩，让我来抬抬，送大翁妈一程吧。
扛着杠子的一头，我边走边流泪。从此，世间少了一个叫我立几的长辈。
（湖南南洞庭湖畔匡列辉写于2023年1月7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