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罗衍军老师之《苦难的言说》
蔡晓阳/文
无论是历史是当代史，还是历史是思想史，重述历史的本质是一种重构的过程，只不过在很多时候，重构的主体往往是那些有形或无形的权力，正如福柯在《无名者的生活》中指出：“根本不可能重新捕捉它们处于‘自由状态’时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它们落脚在权力游戏和权力关系所预设的滔滔雄辩、出于战术考虑产生的片面之辞或者奉命编造的谎言中，我们才能把握它们。”可是，假如当真处于窒息权力的真空中，又有谁可以真正还原一个人、一件事及一个时代的本来面目呢？
——题记
沉溺史海愈久，愈足以窥测自身携有的那些无法知觉的偏见，或一席长谈，或一种视野，无形间，瞥见一汪汪明净的清泽，摇晃禁锢的思想。回忆罗衍军老师的《苦难的言说》，其中所蕴含的观点、方法及欣喜不禁跃然纸上，生怕记忆在未来的年轮上“垂垂老矣”，便迫不及待地重构这仅有的零星片羽及思绪……
（一）
《苦难的言说》是罗衍军老师关于抗战叙事体系的主题报告，其问题意识源于建国后官方抗战记忆的“文化失忆”现象，重在揭示国家主流意识的历史构建与民间多元主体的本体叙事存有的逻辑冲突，引导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否遮掩历史当事人的言说”的思考，主张历史本体的叙事体系，强调是普通人层面的抗战，而不单单是国家层面的抗战，进而借助其自身的田野考察而警示：“国家对关于抗战的历史主体的保有‘尚未开始便已结束’。”
黄道炫讲道：“每个个体的历史都在讲述着他们自己，同时也在动态地讲述着这个世界”，结合学术界对抗战的研究，罗老师认为：“对抗战创伤存在三种叙事方式：进步（抗争）、革命、苦难。”具体而言，进步（抗争）叙事是“日军的入侵摧毁了中国农民长久以来的狭隘观念与政治漠然的惯习，民众民族意识发展起来，起而抵抗入侵者，但却缺乏有效地指导，中国共产党因时领导民众进而抗日斗争”，但是，进步（抗争）叙事的理论前提在于“假定日军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激发民族主义”，“无暇顾及日军进攻各地乡村的不同遭遇”。革命叙事是在具体年代中的党派叙事，认为抗战创伤是由旧时代“三座大山”的痼疾所致，旨在推翻一个落后的政党政权。可以说，前两种叙事体系是相当程度的简化叙事，属于国家层面的建构，存在无视历史的多元性、以偏概全的弊病。鉴于此，罗老师指出“苦难”呈现的多维面相，凭借实地调研，他将日军侵犯这一主流苦难分解为日伪的杀戮抢掠之苦、女性身体遭受凌辱之苦、劳役之苦、逃难之苦、国民党军队抢掠之苦和抓壮丁之苦以及土匪的抢掠之苦。而对于这种“苦难”的解构，无疑与柯文的《历史三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历史三调》以义和团运动为例，分析了历史主体经历的历史、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与神话化的历史三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指出历史主体、历史学家与后世社会主体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同理，罗老师在柯文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就历史主体做进一步深化的解读，强调抗战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历史主体对抗战的苦难存在着不同的认知。
应该说，抗战的苦难绝非国家或历史层面的苦难，而是具体到每一位历史个体的苦难。
（二）
高蕊在《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中提及：“即便是规模巨大的受难和非正义的经历，其本身也不能构成集体性的创伤……本来可以极大增强民族国家团结的战争创伤记忆却没能在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中扮演中心角色”，基于这种遗憾的前提下，罗老师通过国、共、中国抗战叙事与犹太大屠杀叙事的异同三方面指出以往对苦难叙事的遮蔽。
其一，国民党政府无法构建对抗战苦难的叙事；抗战胜利之后，尽管抗战苦难叙事体系足以作为团结国族的凝聚点，但同时也构成了对国民党执政能力的质疑，试问：“国民党政府如若有适宜的执政能力，何来抗日战争十四年之久呢！”四九年之后，国民党政府退入台湾，但日本对台湾的统治与对大陆的统治的不同，日本将台湾的侵略视为长久性统治，故采取较为温和的统治方式，甚至当今靖国神社还曾祭奠着台湾军团。相比之下，日本对大陆的统治视为暂时性的殖民压榨，唯有采取“三光政策”这类铁血政策方可尽最大力度地汲取大陆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所以，在台湾宣扬抗战苦难的记忆，无异于对牛弹琴！
其二，共产党无法构建对抗战苦难的叙事；一方面，苦难叙事体系的构建不利于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如若进一步展开，还会带来正面战场与敌后战争孰轻孰重等类似的纠葛，对共产党执政合理性的诠释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革命叙事，革命叙事的论证主体是阶级斗争，“由于阶级创伤的逻辑意味着阶级团结的边界必须延伸到日本的劳动人民，因而大部分日本士兵不能被塑造为犯下累累战争罪行的无情施害者，而在多数情况下被认同为遭受军国主义统治阶级毒害和剥削的无辜受害者……体现新中国抗战集体记忆特征的并不是一种‘文化失忆’，而是一个积极建构的宏大叙事。只是这个叙事把灭绝人性的屠杀和血流成河的苦难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用胜利的欢腾轻盈地抹去了战争所带来的骇人的悲惨境遇和大规模的毁灭”。
其三，中国抗战叙事与犹太人大屠杀叙事的异同；日本侵华与犹太人大屠杀同属于二战中悲惨的一页，但后世对两者的记忆却是大相径庭。犹太人大屠杀不仅成为犹太人族群的苦难记忆，更是成为全世界的苦难记忆。而日本侵华造成的南京大屠杀等汇集而成的苦难不只是没有成为全世界的苦难记忆，甚至没有成为民族性的记忆，且看“精日分子”在南京日军碉堡遗址、上海四行仓库遗址上甚嚣尘上！而这其中的原因莫过于犹太人在二战结束伊始便不断地构筑苦难的叙事体系，以至于这种创伤已潜移默化地深入到犹太人的骨髓，而国人对抗战的叙事体系缺失一种合理的定位，抗战苦难的叙事体系亦不过发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加之时值当下民族复兴之际，苦难的叙事体系势必遭逢主流的进步叙事所遮蔽，想一想，抗战神剧、雷剧之所以如此泛滥，无疑与如今进步发展需要勇敢、奋进的主流叙事“夸张版”！
总之，苦难的言说具有多重图景，必须将事件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考察，因此，“创伤的再现是确保类似苦难事件永不发生的唯一方式”。
（三）
罗老师在最后一页PPT上写道：“需要由个体生活透视宏观历史变迁”，这句话不仅容纳了《苦难的言说》的主题，而且指出了人类历史的真谛。
对于过去，不但要注重留存于纸张上的文字，而且还要重视历史当事人的叙说。正如后世人常常困惑于“抗战时期为何有数万人竟能等着数百人的屠杀的匪夷所思”时，殊不知在当事人的叙述中却是每一个世代面对同一种情境中的大致相同的选择——面对残山剩水，沦陷区民众也只能安于劫后余生的眼前日子……他们最终还是回归到对现实生活的诉求，将个人生存放在首要位置。
对于未来，“且走且珍惜”或是最好的选择！珍视每一代人的辛酸苦辣，感悟每一代人的泪与笑；珍视自己的喜与悲，将自己的人生放在时代的大幕上，用一生去考证究竟是个体必须契合时代还是在时代的缝隙中继续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