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青年参考》刊登了一篇题为《钱，堵住了记者的嘴》的报道。报道说，在韩国，新闻记者收受好处费已成惯例。采访结束时，10万元塞入记者手中并不稀罕；与某公司总裁谈天说地之后拿到100万元也并不罕见。甚至连总统卢泰愚，也往往在发给记者的旅行包内，装上700——1400美元。他们相信，金钱可以堵住记者的嘴巴。记者拿到钱后，就不会写那些“讨厌”的文章了。
什么叫“讨厌”的文章？大概就是指的那些揭示事实真相的批评报道吧。口被钱封住以后，记者就在事实面前睁只眼闭只眼，不再去认真揭示事实的真相了。尽管这样，记者们的嘴巴仍未被封住。在一些西方国家里，尽管党政要人采取种种措施收买记者，可是那些“讨厌”的揭露性报道仍然时有出现，不少官方丑闻一个一个被揭露出来，有的甚至导致了政府的垮台。这也说明，在西方新闻单位中，仍然不乏“秉笔直书”的正直人。正是这些不断出现的“讨厌”文章，使报纸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威望，使一些人畏惧三分。
由此也可以看出，“讨厌”的文章还是不可没有的。其原因之一，在于记者的天职是反映和揭示事实真相的。对于好事，你给点钱，我唱一首颂歌，自无不可；对于不好的事，你就是给了钱，我也要进行揭露，把真相告诉读者，唱一首诅咒的歌。记得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创者、著名记者邵飘萍，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处在北洋军阀时期，张作霖等人曾千方百计收买拉拢他，可他仍然坚持原则，甚至利用这种关系收集材料，写出了大量令军阀们“讨厌”的文章，直到1926年，被奉系军阀杀害。
“讨厌”的文章不可没有的原因之二，在于它是维护新闻事业严肃性的需要。而这种严肃性，对于维护新闻的地位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试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一家新闻单位只会一味地唱颂歌 不敢发出一点与当政者旨意不同的声音，如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文人那样，那新闻不就成了一种装饰品了吗？装饰者，可有可无也！需要时带上，不需要时扔掉，这样的新闻单位怎么可能受人信任和尊重呢？对于这一点，有经验的办报者是深知底里的。近代著名报人张季鸾，曾发明一种策略，叫“小骂大帮忙”。他本来是支持蒋介石的，但有时也骂上几句，写上几篇“讨厌”的文章，以表示自己的独立性，引起蒋介石和读者们的重视。
就是对于当政者来说，“讨厌”的文章也是不可不看的。因为那些无孔不入的记者们，时时披露上层一些不光彩的事，对于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免与现行法律和大多数人的利益背离太远，也是有益的。何况其中大部分“讨厌”文章，目的并不在于推翻现行政权，而恰恰是为了疗救和弥补现行政权的伤病与不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