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院落叫耳爬
翁大明
我在纪实散文《那年那月那群羊》、《那年那月那口井》、《那年那月那道洼》和章回小说《郧商旧事》等多篇作品里多次提到过耳爬。这耳爬是一个农家院落，坐落在陕西省商南县和湖北省郧西县交界处的十里坪镇西坪村。这地方说也奇怪，虽不像白浪那地儿一脚踏三省，却也是跟湖北鸡犬相闻，两省相隔，一条小河而已。
如果从开河或者金丝峡后山门经白鲁础去西坪，大可在桃园梁子停下车，居高临下地俯瞰这西坪二组，虽然脚下踩的地儿还是湖北，但朝前一望便是陕西。你看，河对面儿，依山而居的农舍，闲置陈旧的小学，两层小楼的村部，村部后面的那个馒头似的小山包儿，小山包的后面，就是闻名遐迩于当地的耳爬。
耳爬什么时候开始住人，什么时候开始成为院落，现在已经无史可考，但无法考证的事实毕竟它也是事实，影响不了它作为一个农家院落的存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院子为什么叫耳爬呢？这“耳爬”两字究竟应该怎么写呢？我问不识字的人，不识字的人说：你问这些做啥？反正从古到今，祖祖辈辈都把这儿叫耳爬！我再问识字的人，识字的人说：古时候这儿荒无人烟，一片树林，后来来了一个人，靠吃木耳才活了下来，怕是跟木耳有关！我便想：这树林莫不是桦栗树？桦栗树不是可以长木耳？“爬”是不是“排儿”之谬？一排儿木耳，耳排儿，一代代这么叫下来，不就把“耳排儿”叫成了“耳爬”？这“耳爬”两字虽是我的杜撰，却也颇觉欣喜：这院落的叫法儿，不再只是音译，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它的名字叫耳爬！
父亲小时候住在耳爬，其实耳爬已经是一个院落，而且可能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院落，因为这个院落在当时足以容纳一支部队。1946年秋夏之交，中原突围部队抵达白鲁础，李先念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潘友謌带领独立连到西坪，在陕鄂边界建立郧商县，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共郧商县委、郧商县民主政府驻西坪安沟，郧商县委下辖的阚秀宝独立连和刘山游击队分别住铺子和耳爬。这刘山游击队虽然跟阚秀宝的独立连合并成为郧商支队，但他的三十多人是分开住的，住的地方就在这耳爬。父亲帮郧商支队站岗放哨，也跟刘山学打枪，练刺刀，到这馒头似的小山包上吹军号。这三十多人在耳爬，这耳爬如果不是个大院子，如何能住得下？
我小的时候自然是解放之后，时光流逝了许多年，我的祖上也离开耳爬许多年，住到了一个离耳爬不远的叫大洼的地方。大洼这地方虽好，但却是独家单户，我要找小伙伴们去玩儿，到哪儿找？那就去耳爬！耳爬院子大，人口多，喜娃、云青、冬娃、奖娃、富娃几个年龄都差不多，找他们玩儿，才叫带劲儿！我们斗鸡、跳绳、抓石子儿，堆雪人儿，也在晴好的天气，哄一声上耳爬对门坡，顺势爬上大山尖，到大山尖那悬崖峭壁的石缝儿里去掏炮筒儿，大人们不是都说中原突围部队在那大山尖跟国民党的拦截部队打了一仗，炮洞儿落了厚厚一层嘛，兴许，还能捡几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耳爬，着实是一个很大的院子，至少在我童年的世界里，那个耳爬简直就是一个既热闹又繁华的世界。朝东一排房子，朝南一排房子，横的竖的又有其他的几处房子，这房子一色儿黄土黑瓦，木门花窗，虽不高大，却也齐整，两块竹园掩映着，中间就是一块公共的大家都把它叫做“道床”的地方。这房子里当时住的有三爷、四爷和五爷，大伯、小叔和大姑父，以及他们的一些子女。三爷我是没见过的，印象中三奶奶住在后门，眼是瞎的，整天坐在床上，拿一根拐杖在面前划拉。五爷我虽见过，但也只约莫记得队上的劳力把他从对门坡上的一棵柿子树上取下来，抬到耳爬的院子里，说他是地富反坏右，上吊就是畏罪自杀，只敢悄悄地埋了。倒是四爷，我跟他有着极深的过往。四爷给队上放牛，我们家给队上放羊。四爷到茅草坡放牛必然要经过我家的后山梁，只要听见牛铃叮叮当当地响，父亲便催我：“赶紧，四爷的牛过来了，快些跟上！”我那群羊也真是听话，圈门一开，不往别处跑，一阵风地顺着牛铃响的方向跑，羊肠小道溅起一阵灰，很快便跟四爷的牛混在一起。四爷戴一顶草帽，布扣儿短衫上一道道汗渍，一身的旱烟味儿。牛羊在前面走，我却缠着四爷，问：“你当的到底是国民党的兵，还是共产党的兵啊？”四爷眼睛一愣：“当然是共产党的兵么！东北野战军，你娃子晓得不？我那时候是拉壮丁走的，几仗打的，我就站共产党这边了，就是解放军了！”我逗他：“不是吧？你是国民党吧？”四爷气得用鞭杆儿敲我：“不信？我有退伍军人证哩，每月国家都给钱！”放牛回来，我让羊顺小路自己回去，却跟四爷又到耳爬，要四爷拿证我看。四爷果真从一个旧木箱里翻出一卷儿牛皮纸，麻绳儿缠着，里面取出一个小本本，那本本果然盖着公章，里面一格一格的，记着领钱的金额。四爷这下得意了：“信了吧？我是解放军吧？是退伍军人吧？”这四爷有两儿两女，一大家住在四间土瓦房里，牛圈就在屋背后，屋里听得见牛的响动，门前的猪圈上早晚都有几只鸡站在栏杆上打盹儿，每年杀猪，四爷都喊我吃肉。
大伯和小叔是亲兄弟，住在中间屋。小叔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就一连生了四个闺女。这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学之后我不跟四爷一起放羊的时候，就去耳爬约他，再喊上冬娃富娃几个，到安沟或者其他的什么地方砍柴。那都是些干柴棒儿，理齐了，捆起来，肩扛或者背驮 ，码在屋檐下烧火做饭，耳爬每一家的屋檐下都有这样一堆干柴。那几个闺女干的自然是女生的活儿，放学之后背个挎篓打猪草，堂屋中间早晚一堆，鹅鹅长，母猪油，葛藤叶，小婶挨个儿检查，看谁打的多，然后点了煤油灯，坐在地上剁。我们在耳爬院子里玩儿，看得见那剁猪草的菜刀一起一落，跟月光一样明亮。而这大伯，我只记得他是个单身汉，手上有些残疾，走路说话都是慢腾腾的，开始跟小叔一起住，后来由于成分高，也由于被划成了四类分子，他不想连累小叔，便一个人分开另过，一把钥匙栓在腰上，倒也消停得很。大家叫他先生，我也叫他先生，但却一直没见他写过字，也不知道他的文化究竟有多深。
真正有学问的应该是耳爬大姑父，识文断字，能说会道，解放前当过师爷。就是因为当过师爷，一次运动中他怕被吓得一跑就是半年。父亲在蒿坪河遇见他的时候，他的头发很长，胡子也很长，见了父亲又激动又害怕：“你千万别说看见我了！说看见，我就没命了！”父亲后来说：“我怎么能去告发他呢？他的底细我还不晓得？不就是个师爷么！”他喜欢看书，家里也有许多书，在那个年代居然还能藏得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还有一本《玉匣记》，我在耳爬玩得不想回去，就跟他的小儿子喜娃睡，喜娃拿书给我念，讲一些好听的故事。一直到很老的时候，大姑父都还看书。太阳一出来，拿一本书，核桃树下一坐，或者屋后圆山包上一躺，一看就是半天。就是这么一个人，大姑却把他管得紧紧的，不见大姑父回来，就迈开小脚颤巍巍地站到院子喊：“老汉子！晌午了，回来吃饭！”这家一直都是大姑在管，几个儿子个个出息，大儿子是队上会计，二儿子当上了工农兵学员，被保送上了北京的一个大学，老三、老四也是队上的好劳力，做得一手好活儿，几个儿子跟前，早是子孙成群了。我这大姑最是热心贤惠的一个人，哪家有事，哪家必定有她。我是她接的生，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她接的生，小娃衣服和尿布，帮忙准备得齐全。之后长年在外，但凡回去，那是一定要去耳爬的，一去耳爬，那是一定要去见见大姑的。大姑看见我，满脸都是笑，慌的拉我叫我吃饭，把些核桃柿饼之类的土特产，捧来给我，再爬上楼梯，要给我取她那已经挂了好几年的腊肉。
一晃数十年过去，这耳爬自然是物是人非，但那棵老核桃树上依然有喜鹊衔木筑巢，那些老房子里依然有人在闲谈说笑。只要有人在，耳爬着院落就在。
（2024年5月）
翁大明，商南人，爱读书，好诗文。有诗歌《梦回钱塘》十二卷，散文、小说数十篇及辞赋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