羑河纪事二八一
象顾准那样思考
文生
老文查阅希腊民主资料，国内对希腊民主的研究，人们想到的首先是顾准。
顾准(1915年—1974年),刚上初中即失学从工，后自学成为会计学家，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长。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被撤销一切职务。1956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下《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初稿,几经修改发表于《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成为探索社会主义体制下存在市场经济第一人。当年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断言，商品交换只在两种所有制之间才存在，价值规律只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斯大林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领袖，挑战领袖权威在当年的观念下是不可忍的，不久，顾准被打成右派，1965年再次被打成右派，成为唯一被两次打成右派的人。1980年平反，葬入八宝山。
1957年至1974年，被打成右派的顾准基本上处于劳动改造中。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继续思考，并将思考结果写成一些东西，文革开始前，把写成的东西烧毁了，只存日记。他这样的人，在文革中自然在劫难逃。
1972年至1974年，顾准因病回城，以图书馆为家，带病写作，《希腊城邦制度》是他读希腊史的笔记。
对民主的考察，顾准有宏大的设想，《希腊城邦制度》只是一个开始，然而他只作了希腊城邦制度方面的笔记就去世了。
《希腊城邦制度》而从历史出发，描述希腊城邦制度及其裂变、殖民过程，从中分析直接民主发生的机制。
顾准认为城邦制度并非从氏族民主转变而来，而是从神授王权演变而来。在王权体制下,实际掌握权力的现象产生了僭主政治，僭主政治与城邦生态结合形成了城邦民主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分道扬镳。
城邦制度导致了希腊文明是多中心文明。首先，城邦国家不同于专制国家，它们相对独立地各自发展起来，没有强大的中心城邦凌驾、控制其它城邦。其次，公民大会或议事大会是直接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首脑的行政权力是受到制约的。
考古学表明，克里特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开端，经迈锡尼王朝、多里亚王朝，形成了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是多个文明碰撞后本土化的结果。
公元前2000年左右，迈锡尼人从欧洲大陆地区不断向古希腊地区迁移，迈锡尼时期的希腊地区已经迈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并制定了相关制度。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线形文字，为迈锡尼文明的传承和后世希腊城邦文明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13世纪左右，迈锡尼文明逐渐衰落，北方的多利亚人灭亡了迈锡尼文明。由于多利亚人生产水平较为落后，因此多利亚人统治时期的古希腊被称为黑暗时代。
古希腊城邦众多是由希腊半岛的地形所导致的。多山地、多丘陵的复杂地势，成为城邦林立的地理基础，加上当时交通工具简柄，各个城邦之间的联系非常少。
古希腊城邦小国寡民的特点，形成了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一方面使各个城邦独立发展，保证了城邦之间的稳定和谐，双方之间交流几乎断绝，也不容易产生利益纠纷。另一方面导致当时诸希腊诸城邦发展十分缓慢，形成了后世所说的斯塔玛尼亚现象：文明因失去交流而退化。
到公元前8世纪末期，铁器、牛耕在整个希腊地区推广，越来越多土地得到开发，促进了希腊各城邦的经济发展，希腊文明活动的空间范围在不断扩大，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城邦建立的小高潮。
在那些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山地、丘陵，各城邦种植了大量的葡萄和橄榄。农产品的分化，使农产品的交易活跃起来，发展到进行海外贸易。
在贸易活动中，古希腊各城邦民众打破了封闭环境而不断互相接触，文明因互相接触而发展，特别是和东方先进文明接触，古希腊人根据腓尼基字母创造了希腊文字。文体活动大力开展,公元前776年，希腊地区举办了第一届奥林匹运动会。
神授王权在远古希腊存在过吗?城邦制度的民主来自神授王权吗?多数历史学家的答案都是否，然而顾准却有不同的看法。顾准认为，迈锡尼王朝非常类似周王朝，各个城邦类似诸候, 首领是世袭的,为什么会出现民选首领?
这是因为出现了僭主政权。迈锡尼王朝的城邦经常出现王权更迭不正常的现象：合法的王被推翻，新的王成为僭主。在中国，新王朝产生后，给前王朝扣上失德的帽子，或者寻找出与前王朝更远的共同祖先，就可以获得合法性，但在希腊城邦，新王取代老王后，面临的还有习惯法的认同，它不可能立即具备合法性，于是新王成为僭主，僭主拥有王的权力，却不拥有王的合法性。当僭主政治变得普遍之后，不知那个高明的僭主率先采用投票的方式，和平确定了自己的合法性，很多城邦的僭主跟进，时间长了，投票方式形成了制度，于是城邦领导层的和平更迭制度产生了。低成本选择领导人，对于城邦的生存发展是有利的。这样，王权被架空甚至灭失了。
于是思想家在理论上论证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全民性，这样全民民主体制的观念产生了;接着改革家将其完善起来，这样城邦关于公民的资格、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行政机构、议事机构和法庭的选任、组织、权限、责任的法律等国法建立起来了;关于财产、继承、契约等的私法也建立起来了，以及把血族复仇的古代惯例，转化为国家负责惩处犯罪行为的刑法。政治和法律两者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语——柏拉图的主要政治著作之一题为《法律篇》，亚里士多德同样性质的著作题为《政治学》。
城邦的公民是分阶级的，有投票权的是奴隶主和自由民，奴隶是没有投票权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各种政策的制订和政务的执行，公法、私法、刑法法典的制订，重大诉讼案件的判决，都与相互冲突的统治阶级内部利益争夺有关，一句话，城邦的法律反映统治城邦的阶级的意志。这些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平时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表现为在公民大会、议事机构、陪审法庭内的票选斗争。
老文想：原来票选是统治阶级妥协的产物。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也是。
当阶级对抗不可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时候，就会演变为政变或暴力斗争。于是就有了斯巴达的农奴暴动、雅典城邦奴隶逃亡和奴隶暴动等现象的产生。
城邦很小，容纳不了增长的人口，古希腊人选择了“分裂繁殖”来发展殖民城邦。即城邦建立安顿下来二三代之后，自己成为母邦，派遣移民到邻近的甚至遥远的海岛和亚细亚沿岸去建立新的城邦。
新城邦作为相对独立的国家，与母邦是平等的，仅在文化上有联系。任何城邦都没有能力成为中心，“分裂繁殖”更像是自我复制。
老文想，这很象周围的村子，不少村子冠以前后、东西、南北，历史上，这些村原来是同宗的。
顾准比较分裂繁殖和斯巴达兼并方式，分裂繁殖出来的新城邦与母邦没什么关系，但斯巴达兼并体系是必须是分级的，下级对上级有种种义务。
《希腊城邦制度》，着重从政治制度的视角上揭示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的差异。顾准希望通过对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重新认识，科学评价欧洲的民主政治传统，从而激发一直缺乏民主传统、禁锢在极权主义政治之下的中国人反省和思考。
顾准抛弃了五阶段公式化的历史教条，根据实证的史料勇敢地指出了三个极其重要的事实：第一，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即“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是中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事物”。第二，这种城邦民主制度，是希腊人贡献于世界历史的一项伟大发明创造，绝不是什么“氏族民主制”的残余。第三，希腊社会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奴隶制度没有本质的关联。因为“从多种证据来说，我们可以有信心地判断，在那时代(指建立城邦民主制的时代)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中奴隶制度还刚开始萌芽，还没有形成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
根据顾准的研究，希腊民主政治表现在如下几点上：
一、早在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时代，就确定了一切政府官员必须通过人民选举方式产生的原则，同时建立了官员的任期制。
二、建立了第一个以法治国的制度。他们不仅建立了宪法，而且建立了雏型的民法和行政法。“所有的人都要立誓遵守法律”，任何人不得违反。“执政官在就职前必须面对法律宣誓。”
三、建立罢免制度——陶片放逐制。每年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时，如果认为有执政官员滥用权力的情况，则实行大会投票表决。每一公民都有权将他认为滥用权力的官员姓名，秘密写在一块特制的陶片上，投入票箱中。如果一个官员被弹劾成功，则该官员就必须被驱逐出雅典，并在十年之内不许回归。这种制度的建立，确保了雅典官吏必须直接对选民负责。
四、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中，法官由公民抽签选举产生，选举产生陪审团。审判的结果由法官和陪审团表决决定。陪审团人数很多，以确保审判的公平。梭伦还设立专供平民控告官吏和贵族违法行为的“申诉法庭”，使普通人民可以随时控告贵族、官员的违法行为。
古希腊的政治民主制度，旧的史学理论中流行着三种观点：一，认为这一制度是所谓原始公社氏族民主制的残余;第，认为这一制度在世界一切国家的早期政治组织中——包括中国(例如尧、舜、禹的禅让)，都曾经存在过;三，认为这一制度是只实行于希腊社会的少数奴隶主中间的。顾准指出：“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解释，我们就不能不问：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呢?”
早在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已深刻地意识到东方政治制度与希腊制度具有本质的不同。他指出，希腊的城邦不是血缘团体，而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社会性联合体，是“政治社团”。
这是因为希腊城邦发展到后来已不再是一个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个开放的商业社会。商品经济社会的发达，航海贸易往来的频繁，大量外邦人的迁入定居，都从根本上瓦解了古希腊社会原有的血缘性的亲族组织。
商品经济活动要求人们具有自由平等和善于妥协的观念，一个城邦的公民有限，为希腊城邦直接民主政治的出现成为了可能。于是众多小国寡民的城邦在互相学习中孕育出了城邦民主政治体制。
城邦能够发展成为帝国吗?
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的城邦，邦与邦之间是平等的，本邦公民与非本邦公民之间的界线十分森严的，这种制度和为建立一个帝国所必要的对被征服的民族采取的高压政策是互不相容的。
罗马帝国是在对罗马城邦的大征服中建立起来的，但罗马帝国的崩溃证明了，城邦制度的长处在它变成帝国的时侯，几乎全都转化成为帝国反面的东西。
城邦制度是从氏族民主直接演变过来的吗?
许多著名的历史家对此有十分肯定的答复：城邦制度是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变过来的。顾准问：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古代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涉猎一下中国以外几个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埃及、两河流域、以色列和叙利亚、印度、波斯等等的历史，我们发现在那里也同样找不到什么城邦制度的影子。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在古代东方史中，政制的演变倒是具有某种共同之处的。
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存在过“神授王权”——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因为后来规矩的差异，走向了不同的制度。
中国走向专制,是地理条件和民族生存竞争决定的。从地理上看，和希腊地理小而众的破碎不同，华夏地理是大而少的破碎。华夏民族中的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只能大一统体制中才能和谐生存，不然处于内乱。而大一体统体制要维持，在农、牧的小生产方式下，就只能是专制的。
顾准作为革命家，解放后在上海财政局任职。上海解放初，中央与大资本家进行了惊心动魂的经济大战，大多数人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对资本的胜利，只有极少数过来人认为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当时大资本前后大炒银圆、棉、粮、煤，除银圆靠中央政策打赢，粮、棉、煤都是中央从其它地区调过来大量粮、棉、煤，才打退了大资本的炒作。作为少有的、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顾准据此写出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不料因此遭遇终生厄运，导致妻离子散，但他在厄运进一步思考，认为导致国家和他个人命运的不幸，是缺乏科学认识经济、民主的结果，一有机会，就考察经济与民主，在民主方面，先从民主的源头——雅典城邦民主做起。
《希腊城邦制度》最大价值在于，它是当代中国史学中第一部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著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的顾准热也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说：直接民主只有在像希腊城邦那样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在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只能实行代议制。对西方的议会制，他不赞赏，认为政客在竞选活动中各种丑行盛行。
顾准认为，现代国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如果没有制约机制，最后总是不能避免腐败以至失败。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后来引申到了哲学的高度。
顾准表达了对直接民主制度的热切向往，又无不遗憾于“东方专制主义”一次次错过历史机遇，无缘先进的民主制度。
在市场与民主两方面，顾准可以说是思考的先驱者。顾准将思考成果，传授给同样在劳改中的吴敬琏，后来吴敬琏就市场竞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被称为“吴市场”。顾准研究民主的结果，被理解他的弟弟推动出版，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顾准在身处逆境中，承屈原之“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太史公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思考并追问:“娜拉走后怎样?”
现在，市场、民主都被认为是手段，都是为了改善民生。市场被认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社会主义民主是全过程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过程。
市场、民主是继续发展的，眼下是和平盛世，我们还要象顾准那样思考追问：“娜拉走后怎样?”
羑河纪事系列均为原创
2022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