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里，凡跟同一位师傅学过手艺的弟子，不论年龄大小，相互之间都称“师兄”，后来这个称呼延伸到其他行业，比如学校同学、工厂学徒、单位职员、甚或偶尔碰见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陌生人，都可以这样打招呼。
我是中江浅丘山区出生的纯农民子弟，在八五年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不曾远脚的我像只松鼠一样闯进外界大城市，既新奇又胆怯，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自愿者指定的地方报名后，惶恐得连校团委书记招呼领“饭菜票”的声音都被忽略了。
晚上，同乡会带我到学校周边熟悉环境，我说：“没有饭菜票，怎么去伙食团打饭啊?”会长十分诧异：“报名时没发你饭菜票吗?”“嗯。”“那我们马上去找团委书记。”办公室里，书记说：“我叫你领，你咋径直走了呢?”“我以为叫别人啊。”
进校时，因三栋学生宿舍楼正在建设，我们只能住集体寝室。第一次见识了南充人的豪放。何先科同学拿吃饭用的“洋瓷碗”装了大半碗散白酒，将手心里几粒花生米吃下后，端着碗直着脖咕嘟咕嘟一气喝了个底朝天，我感觉十分惊诧，他却微微地笑了。
大二时，我们搬进了八人住的小寝室，寝室里德阳人最多。虽然住有其他县市的同学，但直到毕业，从未因琐事红过脸、闹过矛盾。
安定下来不久，不知谁提议排一下座次，也不知谁提出一种与社会流行迥异的不按年龄大小的特别排序方法：谁耍的女朋友最漂亮，谁的女朋友多排第一，邛崃罗泽林同学自然抢了老大的位置。年龄最大的我是个“土老帽”，只能屈居老幺。
这个大家庭中，我虽在穿着、言谈举止、处理问题等方面全然土不拉几，但七位师兄从不歧视、冷落我，相反，他们处处关心、照顾着我。
那时农村经济落后，生活质量差，读大学时，家里每月提供十元零花钱。五师兄艾鹏程见我身形羸弱、黄皮寡瘦，决定传我气功强身。虽未正式拜过师，但那以后，每晚上完自习课，综合行政办公楼下草坪里，都有我两行气练功的影子。
彭县纸厂小溪河旁岸上，有一片月牙形的草坪，连续多个下午，师兄兼师傅的老五给我作了无数次“鲤鱼打挺”的动作示范，可我笨重的身躯就是弹不起来。知道我没有练功的素质，他并不生气，只是后来懒得教罢了。
班主任曹芳林老师组织同学们去江油旅游，返程乘火车时，正值“五一”节放假，车门被人堆挤卡住了，上不去。同路男生翻窗而入，身材魁梧的老四易向东接应完女生后，见我还在人堆外张皇失措，伸出一只大手，从窗户把我拖了进去。
上车后，我畅舒了几口气，一模屁股上口袋，发现空空如也，所有的钞票(十几元，那可是两月的零花钱啊)、学校发的饭菜票全被小偷清算了，师傅五师兄见我急得不行，安慰我说：“掉了就掉了，别急!牙膏牙刷我多买一份分你，饭菜票回校后想办法。”
回校后，五师兄不仅给我送来牙膏牙刷等洗漱用品，还从众师姐处募捐来大量饭菜票，让我顺利渡过了这场劫难。
中文系课程不多，上午一般上两节正课。搬寝室后不久购置了一副麻将，上完课大家一吆喝，在桌中心放一个碗，然后围上桌子打起麻将来，一番一毛，输了掏钱，赢了钱放碗里，不得私吞，那时我最穷，但手气好，基本不输。
碗中积累到有十元左右时，老大就组织我们去餐馆进餐。打上几壶散装啤酒(两毛一斤)，到餐馆里点些鸡、鸭、兔，猪头皮等卤制食品，一边行令，一边喝酒;而我这个“土老帽”既不会喝酒，更不会猜拳，就默默的吃着盘里的菜。
几个回合酒令下来，老四吃惊地叫了起来：“哎呀，老幺!我们都还没吃上几块，你咋把盘里的菜吃空了?”我只能报之以苦笑。师兄们没有责怪，知道从偏僻落后乡村里走出来的我，不曾见过这么香气浓郁的菜肴，自然忍耐不住就贪嘴了。
我们寝室是班上最和谐，也是最活跃的寝室。进入大三了，不知谁动议：“是不是改善一下伙食结构啊?”师兄们配合默契，在晚上其他同学熟睡后，只留下我守寝室，提上两三只塑料桶，一起翻越校门到田坝沟渠抓青蛙。第一次没经验，抓了少许。
几天后，师兄们准备好手电筒，再一次翻越校门前往，这回大获全胜，不仅抓回来了两大半桶青蛙，还顺回来了百姓田里的大半桶土豆。剥皮，清理肚肠，用煤油炉做出了两大盆野味佳肴，请来何毅、郑红等师姐，举办了盛大的寝室酒宴，师兄姐们吃得不亦乐乎。
这个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好像是中文系二班，有部分同学效仿我们寝室，也是在下晚自习后翻越校门出外抓青蛙，乘兴而去，满载而归。可是，当他们再次翻越校门回时，学校治保部组织人员等候着他们，一一捉拿归案，送进校长办公室听候发落。
第二天，消息返回，师兄姐们深感庆幸，同时又无不拍手称快。
有人说：生活不是林黛玉，不会因为忧伤而风情万钟。如果你没有靓丽的容颜，那你就得有丰富的知识;如果你没有丰富的知识，那你就得有勤劳的双手。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就只剩下苟延残踹了。
这样的大家庭，和睦、有趣、谈古论今，充满青春活力;学习、读书、乐于助人，不时带来欢歌笑语，临近退休的我，现在想起来，心里依然美滋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