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州疫情挺严重的，接连好几天核酸一天一检。我生活颇为简单，没有复杂的活动轨迹，我认为如我这般的人群，天天查验核算，徒增风险罢了。然而我仍然坚持按要求参加核酸检查，推动我去做核酸的力量有很多种。坦白讲，最大的力量则是那无以言说的压力。这种压力源自我对未知的担忧与恐惧，比如我会担心被赋黄码，担心影响孩子上学，担心违法了。权衡得失后，我选择了无脑地接受来自某“组织”的一切指令。如今做核酸已然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好比有只怪兽闯进了我的生活，我不是尝试去打败它，而是选择了接纳和包容它。嗯，从伦理层面讲，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基本道德伦理的;从效用层面讲，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做法。我选择屈从压力，然这却是明智而现实的选择。在组织里，成员需要讲规则、讲服从、讲奉献、讲牺牲，组织里的人便会失去一些个性和独立性。各种组织就如同一张张网，人居于各个结点上，组织越多网越密。此时，人要么被困在网里无法动弹，要么选择和其他成员共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圈子便是一个个组织，一张张关系网。窃以为，圈子越多的人越容易失去个性，越容易失去自由，这便是我讨厌圈子的原因。这也与我此前拒绝圈子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想自由多点，就要圈子少点和小点。
很遗憾，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悖论。在人群里，那些追求个性和自由的人会发出不一样颜色的光，而那些被各类组织网住的乌合之众则是黑压压的一片。人们第一眼看到那不一样的颜色会情不自禁地赞叹，当他们恢复理性后，便会自惭形秽，进而生发出嫉妒和厌憎来。最近小区在推动围蔽和改造事宜。我常在业主群里献言献策，有件事情在我的推动下见了成效，有业主却挺身反对，物业希望我出面解释和化解。我选择了尊重这位业主的表达，我强调我的表达也仅仅代表我个人。群里有人怀疑我和物业是一伙的，我并没有因此觉得委屈，因为我选择了便意味着欣然接受这一切。太太曾劝我少在群里发言，我认为电动车在小区里横冲直撞的很危险，觉得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必须承认，我的确有些感召力，群里有人评价我说：“你在群里真是一呼百应呀。”这样的人设并不适合我，我便有意识地减少了在群里的发言，我不想因此妨害了我的自由。由此我判断尼采所宣扬的权力意志，终究只是迎合了部分人胃口，缺乏良好的人性保障。曾有人说纳粹的思想根植于尼采的权力意志，我并不觉得奇怪。绝对权力意志所激发的便是绝对集体意志，其表现形式是纳粹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与尼采所谈论的个性与自由风马牛不相及。如此可见，尼采理想中的超人注定是光芒四射的，其周围注定会聚集一批乌合之众，超人因而会被神话进而失去个性与自由，最终沦为可怕的奴隶或荒谬的神。即便如此，我并不能否认尼采思想对某些生命个体的积极意义。写到这里，我有必要做个声明：我对任何观点的观点仅仅是一种自我表达和一些独立思考，并不代表我的高明与睿智。自媒体时代，绝对的个性与自由，注定不被社会大众接纳，无论你的说词如何华丽。十余年前我国曾出现过一批所谓的意见领袖——公知，他们忧国忧民，他们高谈阔论，他们引经据典，他们正义凛然。一时间，这些公知成了中国良知，成了中国脊梁，人们纷纷效而仿之。如今这些人要么销声匿迹，要么转型为见风使舵的“航海家”。前者如作业本、李承鹏之流，后者如罗永浩、胡锡进之流。这里有组织意志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人性使然，因为任何组织意志无法从根本上脱离民意基础。我这里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民意是不确定的，有些民意是教化引导而来的。如此看来，人们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往往会妨害人们的个性和自由的获得，它们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负关系，这种微妙的关系大概就是一种悖谬吧。
昨天有条热搜：“颜宁宣布离美归国：回国协助深圳创建医学科学院。”有人发微博说：“我说怎么知乎突然开题贬低颜宁的学术水平了，我记得当初颜宁去美国那会儿，知乎还是各种吹，还说中国留不住人才来着。 我不太懂学术，也不知道她到底厉不厉害，但是这个舆论反转来反转去的很好玩。”颜宁两次选择都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这都是流量惹的祸，她身上有太多标签，因此很容易成为工具人。有人甚至质疑说：“是不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呀?”这大概便是我要讲的另一个话题了，人类的自由还与“他者”有关。颜宁两次选择从道德层面或许没有问题，她的问题在于她拥有了丰富的“他者”，这样的人做选择尤为困难。我无法知晓颜宁是否快乐，是否可以忽略外界的纷纷扰扰，但围绕她的争议将很难停息。他者，便是相较于物自体以外的一切总和。我这里借用物自体这个哲学名词，赋予它的含义是事物的本体，即那个无法言说的本体。譬如，把人当作物自体，那他者包含外界对人的作用和人对外界的作用。和颜宁一样的科学家很多，因为她被流量选中了，所以她后面的选择便显得格外困难。我认为，选择困难便是不自由的。人生下来自然拥有了选择权，然随着人选择的增加，人的选择权会越来越少。前天我看了一部电影，讲的是明朝覆亡前夕的一个故事，那种无力回天的无奈与悲壮表现得很好。中国古代王朝更替便是选择之后没有选择的结果，起义也好，革命也罢，无非是换了一批人重复着前人的故事。最近身边发生了不少移民案例，我无法探究这些人的想法，但这些人肯定是趋利的，或者自以为趋利的。那些人说我们的制度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毛病，也有人说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我们要有制度自信。曾有一些青年学生想和我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想做个拥有更多自由的人。尼采的超人崇尚积极进取，那便是一种敢于做选择的人，其结果便是选择越来越少，其自由终究消亡。自由意味着有选择权，行使选择权便会失去一些自由，选择与自由的关系也是荒谬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有一个鸵鸟法则。这个法则看似绥靖，本质却是坚硬的，坚硬得有点残忍。有位常看我文章的读者对我说：“您的几篇文章对我而言，听君一席话，胜读一年书。哎，家里有你这么一个负责任和爱子心切的爸爸就好了。妻贤子孝，羡慕啊!”可我的太太前几天却数落我说：“你做丈夫不合格，你做父亲不合格，你做女婿也不合格。”其实我想补充一句，我做儿子也不合格，更进一层讲，我做人也是不合格的。我太太是个完美主义者，她处处为他人着想，有传统女性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她想做完美的妻子，完美的母亲，完美的女儿。她太累了，于是她爆发了。我则奉行鸵鸟法则，不必要的事情绝不主动去做，能不闻不问的绝不过问。我曾想过一个人生活，这样就没有那么多责任和义务，那些责任和义务也是妨害自由的。然人一旦选择了，该失去的自由便自然消失了，如果想抛弃选择所带来的后果，那便是不道德的。
前天，太太跑来和我商量，说她要陪她妈妈去医院看病，却又担心被赋黄码，影响到我和孩子。我笑着说：“如果你认为必须做的事情，那你就开开心心地去做。”太太如释重负，凝重的表情一扫而空。恕我直言，人类大多的不开心源自选择困难症，互联网时代，这个事实尤为突出。现实生活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两难选择，然人类的基本道德伦理是有迹可循的。前段时间家里的老父亲住院了，按道理我该回去看望一下老父亲，然我选择了不回去。因为我觉得我在广州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我便给父亲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爸，您好!
你病了住院，身体和心理可能会有不舒畅。我作为儿子本应该在您身边，然而我却似乎有千百个理由阻止我去陪伴您。(此处为我女儿名字隐去)这次考试成绩掉得很厉害，从第一掉到了19，这个成绩能不能上大学都是一个问题，她昨天得知成绩后，不想吃饭，哭了很久。然后(此处为我太太名字隐去)的妈妈患了癌症，她也是两头跑。目前我的确很难，但我并没有气馁，我要认真把家经营好，我想这也是您的期盼。回到您的现状，哥哥现在也难，单独照顾您这么多年，如今他身体也不舒服，家里嫂嫂身体也不比从前。我深知您的难处，然而我真希望您努力克服一切困难。我提出一个建议，(此处为某亲戚名字隐去)继续服侍您，您别抱太大期望，只要饿不死，就先放一放，后续的确太离谱了，可以委托人请一个护工辅助一下(此处为某亲戚名字隐去)。(此处为某亲戚名字隐去)还是要保留，毕竟是自己人。如果您能理解儿子，我计划过春节回家。如果不能体察儿子之困境，我愿意随时听从您的召唤。
您的不孝儿，子音敬上。”
坦白讲，我做这个选择并没有太多纠结，我选择了自己认为对的。实际上，我认为对的，他人不一定认为对，我只是遵循了我的鸵鸟法则而已。由此可见，想自由便不能背负太多责任与义务，这似乎与道德背道而驰。这便是今天的第三个悖谬关系：道德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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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很美，自由很难;自由很好，自由不易。我爱自由，可以断言，我最终会被自由打败。因为我无法解决前文里那三个悖谬关系，我注定会遍体鳞伤，注定会头破血流。我仿佛看见特朗普摇着头说：“这就是人生。”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吗?
2022年11月4日作家子音水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