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被风裹着，簌簌地下。是那种让人想起杨白劳大年三十回家的场景，是个勾人想起世上一切惨淡场景的天气。
阿诚站在窗前，心想趁着这气氛，搜搜看，自己有哪些伤痛。然而，他是个活得通透的人，好像自己真没什么值得伤痛的了。
老婆唠叨着，“你倒是想想看，儿子上学的钱，该去哪儿凑?成天鼓捣那些诗，有屁用啊!”
阿诚沉默，表情死水一样平静。心也死水一样平静，好像他把一切都看透了，也活透了。
老婆在洗衣盆里使劲搓一件衬衫，好像要把所有的怨气都在那件衣服上撒完。“你是活透了?你那是低能，是窝囊。”
阿诚老老实实应道，“嗯，我低能，我窝囊。”
“你屁本事没有，干啥啥不行，全部能耐也就是让老婆孩子吃口饱饭。”
“嗯，我屁本事没有，干啥啥不行。”阿诚再老老实实回应。
老婆顺手抓起一条围巾，团了团，瞄准阿诚的脑袋用力甩了过来。
老婆真有一围巾把他甩到楼下的心，眼不见心不烦。
阿诚索性把围巾围在脖子上，起身踏出楼门。
老婆在门里亮着嗓子喊，“找楼下那个捡破烂的老苦去吧，你俩般配。”
听到这话，阿诚心里死水一样的平静忽然动了动。缩进围巾里的脸不自觉地做了个痛苦的表情。
搬进这座楼的时候，阿诚还年轻，经常坐在窗前看书、写诗，有时也读诗给巧巧听。那时的巧巧还是甜甜的巧巧，绝不是现在这样脾气暴躁的孩儿他妈、管家婆、母老虎。
那时候阿诚见过老苦，住在他们楼对面，靠打零工生活，经常早出晚归。那时老苦也不老，他妻子带着他们的女儿每天打扫小区卫生，女孩儿小鸟依人，似营养不良般瘦弱。
真正相识老苦一家是一年前的事。那天，阿诚陪儿子在楼下玩。他看见老苦妻子把扫把立于墙角，从堆着的垃圾里扒宝藏似的扒几个塑料瓶。她的女儿正追逐旋在风中的一个塑料袋，她随风舞蹈般打着转。他注意到她的两条腿细若麻秆，仿佛风再大些就会把她掀飞。
儿子欢快地跑去和小姐姐玩了。“你女儿?上学了吧?”阿诚问。
“还没呢，先天性心脏病，我和她爸来城里，给孩子瞧病。”
“爸爸说等我病好了会送我学跳舞。”女孩儿转过脸喜眉俏眼地抢说，很是炫耀。然后又跑去追那只塑料袋了。它正静伏在地上，可就在她快捉住它时，一缕轻风又将它扬起、飘远了。
这时巧巧拎着一大把香蕉回来，儿子跑向她去掰香蕉。伸出的手却被妈妈“啪”一下打开了。
“怎么和你爸一个样啊，不知道洗手?”巧巧一边冲着儿子喊，一边掰下一个香蕉塞进女孩儿手里。
女孩儿看看巧巧，又看向她的妈妈，衣架一样的瘦肩膀向上耸了耸。这时妈妈向她递了一个眼神，“快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女孩儿很乖巧地。巧巧已经一手拎香蕉，一手拎儿子上楼去了。
阿诚也跟着上了楼。他回到窗前，看到女孩儿的妈妈又开始在垃圾堆里寻宝了。一旁的女孩儿剥开香蕉，咬了一小口慢慢地嚼，很陶醉地。又把它举起放到眼跟前细细地端详一番。
仅一小会儿，女孩儿跑到妈妈面前，伸手尽胳膊最大的长度将香蕉递送给妈妈。妈妈弯下腰、眯着眼，张大嘴，朝香蕉“啊呜”一下，可是连香蕉的皮都没碰。女孩儿“咯咯咯”地笑了。
之后，阿诚照常坐在窗前看书、写诗。
一天，女孩儿的妈妈很焦急地敲开阿诚家的门。巧巧瞪大眼睛问她找谁，她低着头，两片嘴唇哆嗦着，看得出来有满嘴的话要说。
“我知道您好心，您还给我女儿一个大香蕉呢。您总记得吧?”她两手无处安放地来回搓着。
“可是，你知道，我们其实……现在……”巧巧想说：我们也不比你有钱。但没好说出嘴，她看出她是来借钱的。
“孩子爸出事了，你们是文化人，帮帮我，求你了。孩子看病全靠她爸打工挣钱，孩子在医院急需钱，可是老板不给，他就拿了人家放在茶几上的项链，人家报了案，说是偷盗。”她哭了，一口气说完。
“这事该找律师，我们……。”巧巧无奈地摊摊手。
“大姐，别急，咱们一起想想办法。”阿诚安慰道。
阿诚托朋友帮忙，最终老板同意不起诉，可老苦的工钱却泡汤了。
一年后，阿诚忙于儿子上学、筹钱。巧巧还是恨不得把家里那几张钞票拧出水来花。
一个风雪天气，他们送儿子上学，看到老苦在小区扫雪，雪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脸上皱纹乱七八糟的。他的妻子却在一旁傻站着发呆。
巧巧轻轻碰碰阿诚，低声说“哎，你说咱穷，还有比咱更穷得狠的耶。”
老苦的妻子突然对巧巧说：“你不认得我了?我总认识你，你还给我家妞妞一个大香蕉呢。我家妞妞去跳舞了，她一定跟你们一样有出息的。”
老苦把她拽到身后，躬腰对巧巧说：“您别在意，孩子不在了，她精神有点儿……总说孩子去跳舞了。”
阿诚听后一时找不到话说。
老苦又说：“她会好的。不然，我活着还有什么盼头。”这句话像在说给自己听。
阿诚心想：是啊!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总要给自己找一个活着的理由。每个人各不相同，对生活都有一些愿望、一种“好”的追求，只是“好”的程度不同罢了。然而现实中，往往这些努力都落了空。
就在阿诚夫妇要离开时，老苦妻子冲着他们喊，“我家妞妞会有出息的，是吧?”
阿诚和巧巧停了一会儿，齐声说：“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