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小河流过老家门口，村庄傍河而建，渡口设在村东头。
摆渡的是一位残腿军人，抗美援朝的，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左大腿上部，暗红色的疤痕像一只晒干了的癞蛤蟆。夏天的中午，他穿着短裤划船时，那条细若麻杆一样的腿就裸露在外面。我们过河上学，站在船头恐怖地盯着，有人说，腿里面还有子弹壳呢。
当然，这样的腿只是摆设，他那条好腿旁边靠着一只拐杖，拐杖是政府发的，黑色的杖干，金色龙头横柄，看上去精致贵重，当时村里老人用的都是枯树干。
军人出征前已订婚，拖着残腿回家，女方父母要悔婚，两个理由：一是军人不能劳动，女儿生活没依靠;二是传言受伤位置敏感，女儿不能守活寡。这次是政府出面，生活上安排渡船，还有军补，同时，传话给女方，军婚受法律保护，除非想蹲大牢，否则一老一实定日子、嫁女儿，至于，军人还是不是男人，就看女方的造化了。
军人不愧为军人，阳刚十足，女子嫁过来后，一女三男陆续出世。女子也要强，学得一手好裁缝，生意红火，远近知名。
年轻时，军人拖着残腿摆渡总是风雨无阻，不管是冬日天麻麻亮赶早市的，还是夏天烈日当空的中午回村的，只要吆喝一声，就像战场上接到了命令，军人用响亮的声音应答一下，然后，他拄着黑色拐杖一扭一扭地跨出后门，沿着一级级台阶缓步而下，铁链甩向木船头的叮当声，两条船桨左右击水的哗哗声，声声入耳。
渡船在小河里来回穿梭，四季在两岸流动。
军人家里的草屋变瓦房，土墙变砖墙，都是村里第一个。家境变好了，渡口的声名却越来越差了。
上了年岁的军人体力弱了，摆渡的工作慢慢转交给了二儿子。大女儿已出嫁，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外工作，小儿子读初中，只有二儿子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
农活忙时，军人摆渡，依然随喊随到，只是他应答的声音小了，步伐越来越慢了，木桨划水声变得混沌，起落不再有力。农闲时，二儿子接班，遇到风霜雨雪天，本就懒散的他就是迈不动步，过河的人等得不耐烦，就转到下个渡口了，反正一趟都是一角钱(开始是二分钱，到五分钱，后来涨到一角)。村里人是包渡的，年底用稻米结算，想过河就直接划船来去，有时，上岸后铁链随意一扔，就变成了“野渡无人舟自横”。
一次，渡船被河水冲到下游两公里处，发现时，已是傍晚，小儿子刚放学回家，军人把手上的黑色拐杖当枪使了，愤怒的吐沫像子弹一样射向儿子们：政府照顾我，渡船不只是我的口粮，还是为村民们服务的战场，不把渡船找回来，就等着吃拐杖吧……
一九九五年秋，军人在正屋旁边搭了一个披厦，妻子猝然离世，小儿子要成家，他只能独自生活。这时候，军人明显老了，小儿子接手渡口后，经营更是惨淡，但他再也没精力管了。
有时，小儿子送他到河对岸看病，军人一拐一拐地登上渡船，坐在沿口上不时用手划拉着流淌的河水，显得很惬意，很享受。下午没事找几个老头玩旧式纸牌，混个寂寞。他烟抽得越来越凶了，烟灰沾到牌上吹都吹不掉。走进他的披厦屋，一股浓重的霉味混合烟味，呛得人受不了。
到了年关，政府的人送来慰问金和一张画，他把写着红色字体“向烈军属、退伍军人春节慰问”的年画贴到墙上，那个时刻，他拄着拐杖立在画前腰板挺直，很是荣光。
二零零零年，小河上面架起了一座桥，天堑变通途，村里人欢呼雀跃，军人的小儿子也暗喜，渡船不用摆了，可以甩开身子出门打工了。军人却闷在家里抽烟，牌友喊他也不应。
是年底，军人去世了，墓地在他妻子旁边，坟头对着渡口。小儿子找出了渡船营运证，红色的本子，上面写着限载七人，连同陪葬品一并放进了棺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