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下午，袁凌老师到访钟鼓楼。前不久，在皮村文学小组课堂上，袁老师热情的说，有空和学员逐个坐坐聊聊。
袁凌老师，高鼻梁，瘦高个，脑袋上罩着灰色绒帽，手上提着布袋子。我们打过招呼，就沿着老胡同溜达。大杂院门口，几个老北京在玩牌。我说，这个院子曾住过。看看广亮大门、瞧瞧布满灰尘的门墩，袁老师说这个院子有年头了。穿过大门顺着狭窄的过道走进院子内部，他吃惊的问，这个院子住多少户人家?我说，靠近20户，近百人。
沿着胡同接着走，我指着一扇开在墙上的小门说，这个院子就是溥仪老师庄士敦的故居。院子不大，从内部看还有当年四合院的轮廓。我说，按胡同牌子介绍这个小院子是庄士敦故居，但导游多把前面那个广亮大门的院子当作庄士敦故居介绍给游客——以貌取人，老建筑也如此。实际，庄士敦故居原先有门楼的，文革后期，过去的门楼被改建成了一间小房子。
我们俩边走边聊到了钟鼓楼广场。广场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溜旱冰的孩子，有踢毽子的胡同居民，好不热闹呢。望着巍峨壮观的红墙鼓楼，袁老师兴致很高，“你进去过吗?”“我上过钟楼，没看过鼓楼。”于是，袁老师扫码买票，花钱请我看钟鼓楼。
我们俩顺着长而陡峭的台阶爬上二层，正赶上15点击鼓表演。3个穿着黄色上衣、红裤子的汉子奋力击鼓，声音响亮而厚重。以深红为主色的大厅，西面展示一面残破的主鼓为清朝末年使用，牛皮鼓面上的划痕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时刺刀所划。现有25面更鼓是根据清朝嘉庆年间尺寸仿制的。袁老师背着手，在残破的大鼓前久久站立，不语。
爬过红鼓楼再去灰钟楼，面对巨大古钟，真佩服古人智慧。钟楼二层陈列的报时铜钟制造于明永乐年间。铜钟悬挂于八角形木框架上，通高7.02米，钟身高5.5米，下口直径有3.4米，钟壁厚12到24.5厘米，重达63吨，是目前中国现存铸造最早、重量最重的古钟，堪称中国的“古钟之王”。
“袁老师，你知道古钟如何安装上去吗?建好一层平台，四周堆土法，把古钟推到中心立起来，固定木框架上。然后再筑造二层阁楼，四周四个大孔洞，空气畅通古钟不锈，有利于扩音传递更远。”我根据自己了解的知识讲解出来。
大钟的墙壁上有几块牌子，介绍大钟铸造方法、敲钟108下由来等知识。袁老师仔细看完铸钟娘娘的传说，幽幽地说，咱们民族擅长编这类残忍故事哄哄小孩子呢。
走出钟楼，我和袁老师在钟楼北边小广场坐下，进行交流。哪地方人，啥时到的北京，有什么经历呢?我讲述大学毕业进苏南一家电缆厂倒班的辛苦，自己如何着急找对象的现实心态，如何渴望从车间到办公室的焦急心情。讲述中，袁老师从布袋子里拿出纸和笔，时而飞快的记录几笔，时而托腮静听。
我讲述如何从电缆车间到医药办公室，如何从苏南小城市到北京。工作压力伴随结婚、来女儿、老婆生病的家庭生活，两者交织前行。袁老师时不时问几句，电缆厂与医药产业是什么关系，到北京住过几个地方，如何找到皮村文学小组呢，如今收入如何呀。
这种交流，更像一种访谈，因为袁凌老师有当记者的经历。这过程有两个小插曲。我拿出袁凌老师《生死课》这本书让其签名，说这书写的都是为生存辗转的小人物，有抑郁症患者、艾滋病感染者、女权主义者等边缘人，更符合真实的生活。因为我在北京大都市见到光鲜的白领、灯红酒绿的酒吧、壮观的高楼大厦，还有皮村这类城中村蛆虫翻滚臭气熏天的旱厕。提到皮村旱厕，袁老师眯着眼苦笑点点头——我们找到共鸣。插曲二，临近结束，袁老师强烈要求到我住处看看，我没有拒绝的余地。也许，这是做记者的习惯，听其所说，更要眼见。
在钟鼓楼旁，我和袁凌老师交流成长历程及感悟，仿佛把自己的前半生用放电影方式过了一遍。巍巍钟鼓楼，晨钟暮鼓穿越时空，个人在北京这个大都市何其卑微，正如袁凌老师《生死课》里一个个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