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
——史铁生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中国作家、散文家。他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我知道史铁生，还是从他那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开始的，那时，就知道了陕北不只有“南泥湾”，还有这“清平湾”。《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同时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青年文学奖”。史铁生是一个因腰腿病成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十余年的人，对他更生敬仰之情。后来，知道了他是全国著名作家，也知道了他与疾病顽强抗争的一些故事。
我从2017年5月被确诊为鼻咽癌后，就更关注像史铁生这样的残疾、与病痛作抗争的作家。于是就从网上看到了他的许多信息，也从网上购买了他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等书籍。
我与史铁生有许多共情之处，只不过无论哪方面我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而已，无论是病痛程度还是与疾病抗争的时间跨度，无论写作层面还是思想境界(哲学层面)，我都是“小巫见大巫”，正如那俄罗斯套娃一般，他是最大的那个套娃，而我只是最微小的那个套娃。
我是2017年5月被确诊为鼻咽癌的，时年已49岁又3个月(生于1968年2月)，而他却是20岁左右就患上了腰腿病，最终导致双腿瘫痪，从此就被轮椅赖上了一辈子。我后又于2022年4月被确诊为牙龈癌，并做了左下牙龈切除术，从右大腿处进行皮瓣和血管移植。他后来又患上肾病，于1998年被确诊为尿毒症，需隔日进行血液透析才能维持生命。我虽然在放化疗和手术过程中有过许多生活的不便和痛苦，而他却是轮椅和透析一直伴随到生命的终点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
我在鼻咽癌治疗时段和康复期间，写了《竹箫抗癌日志》，在牙龈癌手术基本康复后也写过《病中散记》，但与他的《病隙碎笔》《我与地坛》等等诸多作品比起来，我只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习作者，而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是一个站在生命的制高点俯瞰芸芸众生的智者。
史铁生在临终之际选择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为了保证器官不失去作用，哪怕憋得满脸通红，他也一直撑着等待医生赶来。最后终于圆满地达成了他生前的遗愿。我也决定在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和遗体，能用的器官就捐赠给需要移植的病人，不能用的就捐献给医院作研究。这并不我一时心血来潮，是我在得第一次癌症后的决定(当时也并不了解史铁生死后捐献器官之事)，当时就与儿子进行了沟通，并在老家祖坟立一衣冠塚。有我2017年6月25日的QQ空间和《竹箫抗癌日志》第207页中的《竹箫墓志铭》为证：“这里埋着/一位教书匠的衣冠/他向需要的人们捐了能用的器官/他把冰冷的肉身献给了医学院//这里驻着/一位文学爱好者的魂灵/陪伴着他的父辈 祖先/看护着生养他的郁郁青山”
对史铁生，我无能也无力作出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评价。现引用几位前辈名家的评论。
王蒙：史铁生当然是优秀的。因为他是个残疾人，所以他的作品中有别的作家所没有的一股静气。史铁生的作品过于关注生死、宗教、信仰等问题，有人对这一点持保留意见，但我觉得他的思想是有深度的。
韩少功：史铁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在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至强至尊，一座文学的高峰，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一种千万人心痛的温暖，让人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在微粒中进入广远，在艰难和痛苦中却打心眼里宽厚地微笑。
邓晓芒：史铁生完成了许多身体正常的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对于人的命运和现实生活的冲突，没有停留在表面进行思考，而是去拷问存在的意义。
王又平：史铁生绝对是新时期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不是通过作品传达思想，而是引导读者自己探索生命的意义。
每当我看到史铁生的文字，想到他照片上那满面含笑的乐观时，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写作呢!最后，借用史铁生先生的一句话作结：
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