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即将过去，六月就要来临，这本来没什么可说的，天上岁月，人间琐事，原本并无关联的。尽管人事如何翻覆曲折，时间总是直线流逝的。然而，对于雷波来说，时间与他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按学校的教学计划，今年6月6日，雷波那个班就要到北海市开门办学去了。此去为期一个月，要到7月中旬才能返校的;因为学校的学制，文科学制为三年，覃支文将于6月底毕业，到7月初她就离开这个学校，回到她的保送地——河池市。这就意味着，再过几天，雷波一去北海，就相当于与支文分别了，也许今生今世再也无缘相见了。
如果是对于一般的同学毕业之事，那是平凡得不值一谈的，然而对于雷波来说，他有这样一位老乡女同学，在刚办入学手续的时候就邂逅相逢了，三年来的日日夜夜，共校学习，同在一个饭堂吃饭，昔日的多次聚会与交谈，以往的多次活动与欢笑，虽然都不触及爱情的红线，但在雷波的心底，却埋下了感情的种子。他的这位老乡女同学就是覃支文。
支文对雷波的态度，是难以捉摸的，她若即若离，不远不近，不亲不疏，不冷不热，不明不白，这就是雷波放心不下的原因。支文到底怎么想，雷波是无法知道的。
1977年6月上旬，雷波与本班40位同学，一同到了广西最南边的城市北海市，他们驻扎在西塘公社的政府大院里。此次的开门办学，主要内容是为北海渔村修理无线电通讯设备和有广播设备，当然也包括社员群众的收音机。头几天，由于公社方面具体事宜未能如期落实好，同学们都听从老师的安排，天天到北海人民公园去自习。公园从来是不收门票的，任由同学们在里面坐卧走跑，消磨时间，没有人会过问的。同学们都听老师的话，不会走出园门到街上去的。
几天之后，实习工作开始了，大家集中在公社大院的一间大会议室里。那时用许多办公桌组合成一个很大的工作台，台上堆积着各种待修的电子设备，有电唱机，录音机，扩音机，对讲机等等，最多的还是收音机。大家每天围着大台子坐着，埋头修理那些东西。
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公社食堂给同学们加菜，吃的是鱿鱼，大虾和螃蟹。由于同学们大多都不是海边的，都很少吃过海鲜，身体对海鲜不适应，抑或是煮得不够熟，当天晚上，就有不少同学，饭后感到身体不舒，有几个拉肚子。雷波是最严重的一个，他上吐下泻，公社还叫卫生所的医生来给他开了药。有一位同学吃了虾就过敏，被送到卫生所治疗，不过还好，第二天他就没事了。
在北海实习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公社得到气象站报告，说这一天晚上，可能有九级台风在北海登陆。因为师生们所住的宿舍，是在大院内临时搭建的油毛毡棚子，为了保证师生们的安全，公社领导指示，一旦台风警报响起，师生们可以迅速到公社大院后面的运动场去躲避，那里有坚固的混凝土看台，看台下面有空间，可供师生躲避台风的袭击。
雷波没见过台风，他特别害怕，他做事一向谨慎小心，未雨绸缪。饭后时已黄昏，他就一个人往公社大院后面的运动场走去。他的目的是要侦察地形，设计最佳的奔走路线，了解那个的看台的结构和空间，寻找最佳的躲避位置，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到时盲目乱窜。
雷波刚走进运动场，就看见三个小学生在看台那儿玩。这三个小同学雷波是认识的，他们都是公社干部的孩子。雷波在修理的时候，他们三个常常在他旁边静静地看着。雷波是个很容易跟小孩交朋友的人，他与他们交谈过，也回答过他们的问题。
雷波向他们走去，那三位小朋友一齐欢呼道：“雷哥!雷哥!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吃饭了没有啊?”
“吃了呀!”雷波也很高兴的回道，“我来跟你们玩啊!”
“跟我们玩?好啊好啊!”一个说。
“那玩些什么呢?你喜欢踢足球吗?”另一个问。
“你们在玩什么呢?”雷波走近了他们，问道：“玩了多久了?”
“我们刚才踢足球，累了，在这里歇一下啊。”又一个答道。
“哦!这样子。”雷波道，“我们坐着说说话好吗?”
三位小朋友说，“好!”“好啊!”“好的!”
“你们都告诉我，你们各自的名字，都是读几年级的。”雷波道。
雷波从上衣口袋中拔出钢笔，在手掌上记下他们的名字。他们一个叫梁庆南，一个叫莫学建，一个叫冯治国，他们都是西塘小学6年级学生，下学期就要到北海一中读初中了。
雷波也将自己的情况和通信地址都告诉了他们，他们与雷波遂成了好朋友。雷波知道，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若知台风事，须问海边人。他向那三位小朋友请教了台风来时的情景、造成的危险、躲避的方法和注意的事项。小朋友们都争将说与他听，雷波很感谢他们。他们一直聊到天将黑了，才一同回大院去。
这一天晚上，雷波和同学们一样，辗转反侧睡不着，大家都在等着台风登陆的警报。这一夜，海风不断地“呼呼”撼动着宿舍的棚顶，但雷波觉得这与寻常他所听到的风声差不多，不见得有多厉害。天将拂晓，大家一直没有听到警报声，而且风声却渐渐地减弱了。天大亮之后，只有树叶轻舞的微风，这台风一定是改了方向，绕过去了。师生们庆幸，这台风只是虚惊一场。
在北海实习的计划，再过十天左右就结束了。好心的带队老师们个个善解人意，都是很会做人的。他们商量着如何变更实习计划的内容，让这些大多数从大山里来的学员，亲身体验一下坐船过海的感受，因为大多数学员从未见过大海，更未坐过海船去航行。
在北海的南面，有座大岛屿，名叫涠洲岛，又叫涠洲公社，离北海24海浬。带队老师向学校打长途电话，说应北海方面的要求，实习班要到涠洲去维修，实习计划要更改，望学校增加去涠洲的经费，并尽快电汇过来。
学校批准了，经费也到了，师生们正要出海，却买不到船票，但是计划必须按期执行，怎么办?办事能力很强的老师们，经过多方的工作，终于取得海港方面的同意，临时调动一艘小客船，加班开一趟，专送这一班实习师生去涠洲。
小客船依时向茫茫大海开去，不料到了中途，海上刮起了六级大风，海浪有一米多高，一波接一波地迎船扑来，猛烈地撞击着船头的甲板，发出巨大的响声。船颠簸得很厉害，学员中除了雷波和班国强之外，其余的全都呕吐了。船上的同学躺在卧铺上，头伸弦外，发出“哦哦哎哎”的反胃声，此起彼伏，情形十分狼狈。
带队老师见状心里不安起来，他踉踉跄跄地走进驾驶仓询问船长：“您有经验，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您这船能继续前进吗?”
“没事的，放心吧。”老船长说：“这不算什么，比这更大的风浪，我们经过不少了。”
“能不能先停一停呢?”老师问。
“不能停，停了更危险的。”船长说。
“真够呛，学生们个个都吐了呀!”老师说。
“没事，”老船长还是说：“吐一阵就适应了。”
“这风来得太突然，事先没有天气预报吗?”老师又说，“我只担心这些学员撑不住。”
“有预报的，听说你们必须按计划出海，我们也为你们着急，所以就加开这趟船。”老船长耐心解释道：“当然，我们是有把握的，这船在六级风中航行是没有问题的。”
老师正与船长讨论着，海风却慢慢减弱了，海浪随之渐渐地变得温和了。客船又前进了半个多小时，远远就看见，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有一个灰色的巴掌大的凸起，老师说，那就是涠洲岛了。这时，海上竟然风平浪静，桔红色的夕阳斜射海面上，金波跳荡，黄霞满天，一幅壮丽的海景落日图展现在眼前。雷波头一次回见此美景，心中兴奋不已。
天将黑了，雷波他们登上了大岛，在涠洲旅社住宿。雷波第一次在海岛上生活，心里非常兴奋，因为他这一次航海历程，只有他与老乡班国强两个，既不呕吐也不晕船，精神状态很好。别的同学就不行了，吃了晚饭，他们都昏昏欲睡。
在涠洲岛住了两天两夜，在这期间，他们进行了几个活动：参观烈士纪念碑、火山口，涠洲公社广播站，涠洲气象站，搞社会调查，搞家访，请当地老渔民“忆苦思甜”，请老民兵讲述解放涠洲岛的革命故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涠洲的“实习计划”完成了，师生们便乘正班的大客船返回北海。归程乘的是大客船，很平稳，刚好又是风平浪静，一点颠簸都没有，这使雷波改变了对坐海船的印像——必定是颠簸和呕吐的。
再过一周时间天，雷波他们的实习就要结束，就能返回学校了。在这实习的最后几天，活动安排得比较轻松。傍晚，雷波独自到海边散步沉思，覃支文的旧事又从他的心底浮现出来。他想起过去的桩桩往事，他的心就象大海一样汹涌澎湃。大海的广阔与力量启示了他，他想，人生若是像涠洲的归程那样风平浪静，没有激情、没有故事，那是很乏味的;人生如果一味地躲避风险，不敢追求目标，那必定无所作为、一事无成的。想到此，他耐不住了，他立即跑回宿舍，给支文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早，他便匆匆跑到北海邮政局，把信投到邮箱里去了。
支文此时还在校，再过两天她就回原单位去了，因为她是单位保送来的，属于“委培”生，她毕业后必须回到原单位工作。这一天中午，支文正与众同学在饭堂吃饭，他们班的生活委员从学校收发室拿来一沓信件到饭堂来分发给同学，他将一封邮寄地址写着“内详”二字的信交给支文，在支文身边的几位女同学嘻皮笑脸地一齐逗她道：“哦!内详，内详的哦。”“开来看看!”“开来看看!是哪里来的!哈哈!”其中一位更调皮的女同学，将支文手里的那封信一下子抢了过去，她翻看信封背后的邮截说：“哈哈，从北海来的!”那支文一听说是从北海来的，她立刻醒悟过来，心中暗道，“难道是他的信?”她立刻瞄了瞄信封上的笔迹，心中暗暗惊道：“果然是雷波的笔迹!若还那些同学真的开封读了去，那就麻烦了。”她心中一阵发热，又暗暗埋怨道：“雷波啊雷波!你怎么能这样呢?我的班里正在搞毕业鉴定呢，要是别人知道了，必说我违反学校规定，在谈恋爱，若在鉴定书中写上不光彩的这一条，我这一辈子都完啦!……我该怎么办?我还是把信交给班主任吧。”想到此，她趁同学不提防，一下子将那封信又抢了回来。几位同学齐声起哄道：“开封喂!”“开封喂!”“她肯定不敢开的，哈哈!”她们直逗得她满脸飞红。
下午，支文邀了老乡同学莫震高和覃宝山，陪同她到她的班主任黄坚决老师家里去，她真的把雷波的信交给了黄老师，并对黄老师说：“老师，我跟这封信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知是谁寄来的，您帮我打开，作个见证吧。”黄老师没法，只好依她的主意，将信封撕开了。
当时在黄坚决老师家里的还有几位支文的同班同学。因为快要毕业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是毕业后将被分配在哪儿工作的问题，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班主任那里得到一些线索来。
黄老师将那封信，展开在茶几上，让大家一起看了，上面写着：“亲爱的支文同学：……，我独自站在浩瀚的大海岸边，心潮就象大海的波浪一样激动，我默默地对大海说：无边无际的大海啊!请你原谅我的直爽，请你为我辩护，我没有谈恋爱啊!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在遥远的南宁，有我最可爱的同学，她的名字叫支文!请你不要声张，我宁愿把一切交给大海，以换来我心上人对我的一点宽慰……”
黄坚决老师与那几位同学看了雷波的信，都没有说什么，他们暗暗佩服雷波的深情与勇气。本来应有的非议，都被信中的深情淡化了。黄老师深知，到了这个年龄的同学，有这种儿女私情是不奇怪的。何况如今毕业了，暗中传递一些个人的心声，也是无可厚非的，没有必要做得那么地坚决和彻底。
在场的同学，对于覃支文的这个举动感到很不好理解，为什么要把雷波的信交到老师那里去公开呢?无论怎么说，她不应如此对待一个喜欢自己的老乡同学。
雷波还在北海，他没有盼到支文的回信，他日夜不安的等待着。
支文毕业了，她被分配到河池市工作，那里离南宁很遥远。
雷波从北海实习回校后，从老乡覃宝山同学那里得知支文公开了他的信的事，他吓得魂都要丢了。他既伤心又害怕，伤心的是支文对他如此的无情;害怕的是由此可能会引起什么风波来;害怕的是系领导可能会找他的麻烦。从此，他痛苦地度过每一天，直到他毕业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才得以消除。
雷波一直等了大半年，都等到毕业了，他还是没有收到支文的复信，她有如石沉大海一般，毫无音信，他对支文是彻底的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