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庐山不知道雾多。
早上从庐山小镇出发的时候还是太阳高照，出了小镇进入林区便大雾弥漫，等到了含鄱口能见度大概只有十几米。
苏轼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估计他当年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情形。
来含鄱口看什么?当然是登高望远了，这里的地势虽然不是最高，但三面环山，一面面向山外，状若喇叭口，如果天气好的话，能看到远处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今天看到的却只是一团浆糊。
即便如此，游人仍然络绎不绝的前来，十几个大妈兴致不减，做花枝招展状，排成一列，对着镜头摆出各种POSE，颇有些风情万种，真佩服她们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对自己身材相貌的自恋程度。
走到悬崖边，仰望远处，原本苍茫辽阔，极目千里的景象，现在视野被大团的雾气所笼罩。雾随着气流不断的翻卷，逃遁，而更多的雾从林中溢出，贴着地面快速的移动。
此情此景让我想到了那年去长白山天池的情形，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穿着厚厚的棉服，费劲巴拉的到了山顶，看到的也是一团浆糊。
比这里更不堪的是，那里的温度贼低，还是盛夏时节，山顶也只有零度左右，还刮着狂风，下着小雨，呆了没两分钟就匆匆离去。
听随团的导游说，来天池三次都没见到真容的人很多，这个需要缘分，我一下释然了，和长白山注定没缘分，今生都不会去第二次，没想到，和含鄱口居然也没缘分。
既然没缘分，那也不再留恋，转身下山。
路上雾气愈加浓密，脚底，头顶，能感觉到雾在流动，眼前的景物虚幻起来，朦朦胧胧，飘飘渺渺。有爱美的小姑娘甚至跑到旁边的林中，在如箭簇般密集的杉树下留影，看上去像是在拍恐怖电影，颇有《林中小屋》那种效果。
甚至因为大雾，还产生一件小小的争执。
一对夫妻和一位老人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走在前面，小男孩刚才在雾中被别人无意撞了一下，感觉吃了亏，兀自喋喋不休。
父亲给男孩做工作，“人家是撞了你不假，但人家已经道了歉，你再去报复就是你的错，如果对方受了伤，去法庭告你，你就是伤害罪，是要坐牢的”。
男孩愈加愤愤不平，“凭什么，那我就只能吃亏?”男人平静的说，是的。
我忍不住看了男人一眼，瘦高，有着一张英俊的国字脸，表情冷峻，有点像演员孙红雷，职业应该是律师类的，素养挺高。
那位老人，可能是孩子的爷爷，忍不住了，高声大嗓说道，“小鳖崽子你想干哈，不就想打架吗，来，先和我比划比划”。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现在的孩子都咋了，咋一点亏都不能吃哪?
不知不觉来到了山下，水汽氤氲中看到路北有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下去，边上有个牌子，写着“中科院庐山植物园”。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既然和含鄱口没有缘分，那就去看看植物园好了。
大道笔直，几十米外已不见踪迹，好在身前身后还有三两游人，否则，如此清冷鬼魅的环境还真有些可怕。令人称奇的是，路两旁全是高达几十米，需几人合围的杉树，树身上挂着牌子，写着“日本冷杉”。
杉和松有什么区别吗?有一年在北疆阿尔泰，面对漫山遍野挺拔高大的松树，杉树，我问了导游这个问题。导游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很是思索了一段时间，对我说，杉树的枝丫是向上生长的，而松树的枝丫是向下生长的。
是这样吗?我有些半信半疑，回来一查，果然不是，它们的区别主要在叶子的形状上。
走到一个岔路口，旁边有指示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景观是“陈寅恪墓”。
蓦然一惊，刚刚读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这位国学大师崇拜之情正如长江之水，汪洋恣肆。陈寅恪老家是江西修水，我一直以为，他逝后会叶落归根，葬在江西老家，或者陪伴父亲陈三立，葬在杭州西湖湖畔，再不济也应该是执教过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或者中山大学，怎么会是在这里哪。
这里风景虽然绝佳，但毕竟和陈寅恪生前工作过的地方没有任何瓜葛。
后来一想也挺好，一辈子的是是非非，坎坎坷坷都留在山下，这里只有月白风清，鸟语花香。
沿主干道前行，北面有一面小山坡，顺着一条小路走上去，拐过一道弯，蓦然，陈寅恪墓就呈现在眼前。
不是那种暮气沉沉的土冢，也不是那种庄严肃穆的花岗岩石碑，只有几块或椭圆或长条形状的石头看似随意，实则非常精巧的立在一起，前面是修剪得齐整的灌木，后面是高低起伏，郁郁葱葱的杂树林，这哪里是墓冢，分明就是艺术家灵机一动堆砌起来的一件工艺品，和谐而自然，有一种静谧之美。
最引人注目的是椭圆型的石头上的题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绿色，狂草，这是黄永玉大师的墨宝。书法与人，与词的意境相通，天人合一，相得益彰，让人一看就有一种浩然之气。另一块长条状的石头上用红笔小楷，恭敬的写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
说起陈寅恪的一生也真是不幸，足以让人一声叹息。
出身世家，家族极其荣耀，祖父陈宝祯是曾国藩的幕僚，张之洞的至交，谭嗣同，梁启超的恩师，父亲陈三立号称晚晴四公子，一代古文大家，陈寅恪十岁的时候，陈宝祯因为赞成维新变法，戊戌事变后被慈禧太后革职，永不录用，家道开始中落。
中年的时候，赶上日本侵华，从北京一路南下，先南京，后重庆，后桂林，后昆明，后香港，在鬼子飞机的狂轰滥炸下颠沛流离，祖国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晚年日子最为凄惨，“左丘失明，孙膑膑足”，他全占了，偏偏又逢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高音喇叭挂到了他家的房前屋后，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时的炸响，这对于一个只有听觉正常的老人来说，是多大的摧残啊，真不知他生命中最后几百个日日夜夜是怎么熬过来的，离开人间对他来说何尝不是种解脱。
“非生非死又一秋，不夷不惠更堪羞”，这是他晚年的内心独白。
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里，作者还提到了这么一件事。
五三年中央成立历史研究所，邀请陈寅恪北上担任中古史所所长，他坚辞不就，对郭沫若说，去可以，但要答应他两个条件，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在那个年代，敢于开出这样的条件，陈寅恪恐怕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人。
清高，自负，孤傲一直是他的标签，超然物外，冷眼看世界，是他的生命常态，他自带光环，有一种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眼睛即便失明了，也像鹰隼一般锐利，早已洞悉万物。
行文最后，让我们再次重温一下他给清华大学的同事，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写的碑文。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岂止是对王国维的写照，也是陈寅恪一生用生命践行的理念。
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转身离去，对他的崇拜之情，依然如万古江河，滔滔不竭。
此时的大雾似乎散去了一些，天空依然阴云密布，但偶尔扯开的一条缝里，会有阳光斑驳的洒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