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作家除外，似乎早有答案。
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追踪当下的思想文化动态，努力切入时代的文化心理深处，承担起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这几句话用在作家身上是恰当的，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正是如此。
作家靠什么写作，靠语言，语言是一个作家的身份和尊严，大凡有点名气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孙犁说，语言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
对读者而言，小说的语言如久别重逢。回到现代中国的语境里面，通过这样的语言表达，作家来带领我们回到那个现场，这就是在场感。在场感有两种，一种是找到当年的物和景，另外一种是当年的语言，由语言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家的语言选择，不一定是作家非要使用这样的语言。
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的语言选择，各有倾向。因为长篇小说聚焦于历史的关注与爬梳，多以“静观”方式入笔，节奏相对舒缓平和，在某些章节上也会流连徜徉，是急不得的。而中短篇小说则不同，因为多写当下题材，且勾勒时代截面，需要更为清晰有致的结构，对应的语言风格是“动观”，起承转合的推进感无疑更鲜明。语言对读者的牵引感，其有效性同样不可忽视。
汪曾祺重写《聊斋志异》里面的《双灯》，两个人有这样一段对话——狐女对书生说 :“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了。”书生问她:“你忍心?”她回答:“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你看，这些话又平淡简朴，又干净美好，不染尘埃之气。其实里面不只是对话，还有情感，有一种“相看两厌”之前果断离开的执念。
讨论语言，好像必须说到方言写作。我得说，有一种方言小说我是很喜欢的，比如老舍先生的那种地道的北京小说，读的时候特别熨帖。包括王朔的小说，也有很多方言，也并不惹人反感。但是，有一种方言小说，读起来比较隔，这种隔可能设置的语言障碍太多了。
方言写作，《红楼梦》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学者金正谦做过统计，《红楼梦》前八十回，有一千二百多处用到南京的方言。说明方言非常好地契合了文本的语言系统。《红楼梦》里有两个著名的南京人，皆出于史侯之家，一个是贾母，另一个是史湘云，其中贾母斥责她的孙子贾琏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这个“挺尸”和“黄汤”都是老南京话。
当然，沈从文先生和汪曾祺先生，这两个作家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经典的作家，都是运用方言的高手，包括湘方言的使用，也包括高邮本地方言的使用，我们都不会感到有一丝违和与突兀。所以，方言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它能够将一些地域文化精粹的东西保留下来，同时也不牺牲它在传统的文学链条上的精华部分。
事实上，对语言的打磨与打捞，是写作者无法忽视的课题。中国语言的终极美感，往往来自常识，可在常用的词汇中，寻找与传统的衔接。同时，可在笔记体小说中，读到很多来自民间的词汇，在时间的链条上惊人地绵延。比如明万历年间撰成的《燕山丛录》，最后一卷《长安里语》收了当时的北京土话，“臊么搭眼”等俚语到现在也还在用。这就是词汇的生命力。
作家用语言劳作的最后成果是出书，这方面鲁迅是我们的榜样，鲁迅使用的词汇本身很美，而且别人也没有任何重复的可能。鲁迅的书名，用的词不大，也没有架子，但就是过目不忘。人们从书名琢磨他，他为什么要选这个词做书名，他想表达什么，这些题目是否承载了他的表达?我认为从作品题目可以看到作家语言的修为。题目是作家文学世界的一部分，与作家一辈子如影随形，而且，题目也会流露出作家的美学追求，代表他的文学观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