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百年，公历纪年大约等于三万六千五百天。就如法国人罗伯特·罗德里格兹拍摄了一部名字叫做100年的电影，就知道一百年究竟有多长。假设你有足够的耐心，一个世纪以后你就能看到这部电影。
当然，一百年前的世界我们没看到，就像我们看不到法国人的那一部电影；当我们的思绪，从时光的某个空间转回来时，岁次乙丑年，即1925年的那个深秋就载入了岁月纪年。那一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诞生于1925年的父亲，具定了会与那个时代同起落，笃定了会被时代的浪潮推着前行，还不能擅自退却；再后来的岁月，中国的时局演变，就是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中华大地上的风云际会，也是父亲那一辈人回避不了的社会变迁。
遵庠序之教，父亲本来应去学堂读书；可是时运不济，是年祖母染疾且预后不良，接着曾祖母旧疾复发，无奈之下只能延医家里坐堂问诊，一位先生用药不继见效，就再请先生来会诊，请遍了周边医馆医堂的名医，未见好转。翌年，见家中两老者卧病，在地方国民政府做事的祖父无法分心榻前，就萌生出替父亲请医馆先生教父亲学医的想法，其初衷是让父亲一边读书，一边替先生记录药方。如此，父亲就完全失去了去城里上学的机会，改为接受中医学习与古文教育。
曾祖父曾经是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老会员，也算是当初参与推翻清廷的积极分子，只是因为俗务太多，无法全身心参与活动，最终选择脱离了“革命”的那一批人中的默默无闻者。当然，祖父选择出去读书，且参加过清朝最后一次科举应试，很大程度也还是曾祖父在其中起的作用。祖父最终选择投身“国民革命”，大约也与曾祖父的经历有关。至于后来没有如一些知识分子那样接触到共产党，很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曾祖父的那一条人脉的影响。
久病堂前无孝子，无法分身的祖父只能寄望父亲能堂前尽孝。或许就因为父亲的守旧与孝顺，压在父亲身上的并不仅仅只有曾祖母的病况，还有父亲的母亲，即我祖母也依然疾病缠身。那一年，曾祖母认为时日无多，在一番紧锣密鼓的操作下，在省城读书的伯父被叫回来与曾祖母的侄孙女完婚。这一桩包办婚姻最后的结局，以伯父放弃学业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而划上了住号。若干年后，从军校毕业的伯父最终殁于军旅，为曾祖父与祖父们曾效忠的民国奉献了青春，也奉献了生命；据母亲晚年回忆，当时的民国政府曾通知父亲去收殡，到了广州却只拿到了一本证书与伯父的部分遗物，最终成为了父亲心头的一个梗。伯父自去报考黄埔军校起就与父亲家人们再没见过面；其起因还是因为逃婚，其结果却藏送了前程与生命。1943年，我祖母去世，后来祖父膝下虽然还有父亲的其他弟弟妹妹们，只是大都居于南京无锡上海等南方城市，与地处清水湖的老家既无感情，也无来往。新中国成立以后，离我们最近的叔父曾间接地托人带一个口信，言及外面的各家安好，无需挂念。言外之意，就是不要去寻找他们究竟在哪里。这些顾虑皆因祖父替国民党做事的历史，解放后大家都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其影响到的并不仅仅只是前途，甚至于影响到了生存与立足。传来信息的是父亲最小的弟弟，我当初间接地了解到的情况是抗战结束后，祖父托友人照顾着父亲的继母一家人，直到叔父的子女相继有了事业，工作都有了着落；年龄最小叔父，膝下一女一儿，长姐在湖北某部门工作，弟定住美国；至于远在南方的叔父们，只是听说都有较好的前程。在那个时代，提起祖父就是一种忌讳；大家只能互不相认，是当初最明智的选择。
父亲成了老家中唯一的顶梁柱，更有很多老大难的问题需要父亲去打理。那时候家里躺在病榻上的曾祖母，就全赖待嫁的两位姑妈扶持着。况且家里有有太多的田产与房产，还有一群长工与打短工的农户；曾祖父却需要带着曾祖母的内侄去城市里管理铺子和顾员，后来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转让了频临倒闲的工厂和生意还算好的铺子，就少了常跑城里算帐的艰辛。父亲除了读书，还要研磨医术，更困难的是还要管理那些种田人，收租子与粮食入库就成为了最头疼的事。日本人占领武汉以前，就是1937年以前，父亲因为经常性的同先生们一道出诊，接触到了新四军江南游队的伤病员，并与之建立起了某种为新四军游击队提供服务的默契；因此后来父亲假借问诊，为地下党往长江埠一带送过很多重要的情报。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父亲与曾祖父商议将大部分田产，以当时最底的价格，半卖半送给了需要土地的人家。1949年5月，解放军进武汉城；7月在江城筹备干部培训学校。父亲为适宜新的时局，决定报考解放军组织的干部培训学校，时年曾祖母病情突然略有起色，就鼓励父亲走出去，别因为家里误了前程。在这之前，因为母亲曾读过英国人与德国人创办的学校；母亲的老同学，曾经的地下党负责人彭超凡找到母亲，希望母亲捡起来早已不用的外语，一道报考外交学会委托创办的外国语培训学校，为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培养外语干部。干部培训结业后，母亲先与分彭超凡姨妈一起分去了北京，父亲则进入了孝感专署土改工作队，后来为孝感行署。当初的孝感地区管理的区域很大，土改工作队的活动范围就同样很大。父亲一直到1953年曾祖母去世才回来一次。1954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母亲回武汉转集体档䅁关系，因为要跑的部门很多，需要等待，母亲就决定先抽时间回家里看看再走，毕竟家里那时候就剩下大姐与我在曾祖母跟前。曾祖父已于1949年去世，两位姑妈已成家，母亲一边看到的是嗷嗷等哺的我们与奄奄一息的曾祖母，一边是工作需要与人生前程。后来据母亲回忆，当初地方政府行政机构并不完善，又无法联系到父亲；周边亲友都自身难保；在经过艰难决择后，母亲终究还是被亲情与孝道所打败；在无奈中，母亲去武汉办理完了档䅁，给北京写了一封长信请假，言明自己需要在老家处理家务事，处理完了就即刻返程。母亲说，人们都说造化弄人，我一直就不相信，结果是人这一辈子除了被自然界的外力捉弄，却也真的万事不由人计较。母亲的这一回家，就再也没有走出去。当初，祖父与外公同在一个衙门共事，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做同事，因此就有了父亲与母亲的联姻。大约就都有来自于重封建礼教的旧式家庭经历，父母亲们虽然都接受了较新式的现代教育，但其思想深处的道德规范与传统儒教文化中的孝悌礼智信等信条依然能左右思维与社会认知。这些都能从父亲放弃出去读书，同意将财产散于贫穷人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人之善良并没有目的性，就只是一种认识论在生活中的具体反映。历史没有假设，如果当初父亲没有接触到共产党，曾祖父也不曾加入过同盟会，也就不会认识到共产党改造社会的根本目的，就是消除几千年来贫富不均的社会顽疾，就是力图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完成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宏图大略；也就没有了父母亲们投身于轰轰烈烈地改造旧世界运动的可能。似乎还有一种可能，土地改革时，如果家里还有很多土地与产业，最终父母亲们有可能就变成了守财奴，然后被打成地主，变成被专政的剥削阶级对象，这种结果不是没有可能。假设父亲没去报考干部培训学校，就没有机会参与到新中国规模宏大的土地革命运动中，而自己则会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其轨迹自有其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与必然。因此，人生所有的路都必须经历自由选择与主动选择这两种过程，才能称之为无悔人生；时光回到当年的某一天，母亲辗转收到彭超凡姨妈从北京发来的两封信，信中大意是过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放心不下母亲因为家庭原因请假未归而遗憾。为母亲这些年错失与新中国外交一道进步而遗憾，依然为母亲不与组织联系而遗憾；一连三个遗憾的后面，彭超凡姨妈这样询问母亲，你是否还有工作热情，如果有就请回复我，你现在还可以选择归队，继续为人民服务。母亲将信押在书桌上的台灯下，等父亲月底回来商议。月底父亲并没回来休假，只是托人捎回口信，年底才能有时间回来；捎回口信者也并不知道父亲确切的方位。夏天到了，母亲领着我回了一趟娘家，自此再无下文。（这些情节我在《夏风吹过外婆家》这篇文章里曾提到过）
时光掠过峥嵘岁月，停留在1925年——1924年这一百年间，父亲一路走来，并没有停下人生追求的脚步，也没有闲暇来享受人生该有的那份喜悦与获得感。
那个寂静的日子，父亲一个人独自登上旅途，挥挥手默默地远去；留给我们的除了无尽的回味与不舍，还有父亲交给我们并未完成的责任与担当。父亲一百年祭，——花落平时——
注：1949年，设置孝感专区，驻孝感县，辖孝感、黄陂、黄安、礼山、应山、随县、安陆、应城、云梦9县。1951年，原沔阳专区所属汉川、汉阳2县划入孝感专区；由应城县析设应城矿区（县级）。1952年1月，大冶专区撤销，原属大冶管辖的咸宁、武昌、蒲圻、嘉鱼、崇阳、通山、通城等7县划归孝感专区管辖。6月，随县划归襄阳专区。9月，黄安划归黄冈专区，同时改礼山县为大悟县。1953年5月，撤销应城矿区。至此，孝感专区辖孝感、黄陂、大悟、应山、安陆、应城、云梦、汉川、汉阳、咸宁、武昌、蒲圻、嘉鱼、崇阳、通山、通城等16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