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入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在师政治部支部大会上成为预备党员。
政治部机关，除三个放映员是兵，其他人都是官，党员干部。会上他们既肯定我的成绩，也指出我的问题，对我既鼓励又批评，希望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自己。对此，我当然虚心接受、谨记在心。
那时候入党有一年的预备期，翌年，我及时向组织申请，却未能如期转正。
原因是党委收到我老家的一封群众来信，反映我父亲有“历史问题”，造谣我父亲是国民党员、当过保长。甚至还污蔑他参加了“反共救国军”，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成为预备党员后，本来我提拔在即，诬告信一来，部队党组织一时真假难辩，我的使用立马按下了暂停键。
我父亲被栽桩诬陷了，那时候家长有这种历史问题的人，是不太可能入党提干呢。
受此打击，我很失落、很迷茫、也很痛苦。队长安慰我，宣传科的徐道魁干事也来安慰我，做我的思想工作。
“现在搞运动，许多地方都有派性，情况比较复杂，真相一时搞不清楚。你不要太悲观消极，还是要努力工作，好好表现，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如果你表现不好，即使哪一天查清楚你父亲没任何问题，你却因为表现不好提拔不起来，那就害了自己。要记住，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干得好不好，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道魁干事的一席话对我真是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我如沐春风，重拾了信心。
正如培根说的“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决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所以该隐只是由于嫉妒就杀死了他的亲兄弟亚伯。”我父亲所以被栽桩诬陷，主要是人性的丑恶，是生怕别人好了的嫉妒心，这真是一把杀人的刀。本来都是乡里乡亲，可一些村里人气量小，嫉妒心强，看不得别人好。我家孩子多，母亲心脏病，仅靠我父亲一人拉板车就养活了一家人，生活不比别人差，就有人嫉妒，加上我在部队年年有五好战士的大红喜报捎回家，又有部队去的政审函引发我入党提干在即的消息，就引起了与我家有过一些矛盾和宿怨的邻里们的嫉妒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看上去是诬陷我的父亲，真正想坑害的其实是我。这伙人纠集起来，密谋写信诬告，诬告信寄出后，他们以为部队会立即处理我回家，于是有人在村里放言：“他有什么了不起，过不了几天，他就会从部队回来，跟我们一样在家修地球。”
父亲遭诬陷、迫害，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那些人千方百计撺掇、拉拢单位、大队的个别干部，并纠集一些人来整我父亲。勒令我父亲要老实交待“历史问题”，逼我父亲在他们写的黑材料上签字，要他承认自己当过保长，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开始想不通，但不久就明白这些人的恶毒用心。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受苦受难，父亲强忍痛苦，他宁愿自己遭罪，也不能让儿子受害。有一回在偏僻水电站的批斗中，我的父亲因为坚决不在“历史问题”的黑材料上签字，死不承认那些捏造出来的莫须有的东西，就被拳打脚踢、用棍子踩膝弯，被折磨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深夜被几个人架着拖回家。我的二弟小明多年后对我回忆说，当年父亲“不畏强暴，宁死不屈，断然拒签。”
怕父亲扛不住这种迫害和折磨，我当时连写了两封信回去安慰他。不幸的是这两封信都被那些人拦截、私拆并把它寄给了我部队党委，这成了我觉悟不高，与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划不清界线的“物证”。宣传科长找我谈话，批评了我，要我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我一个小战士，哪有那个高度，我只得参照领导批评我的话，不情愿地给自己头上扣了一堆大帽子。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除夕夜)，我主动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认真检讨、批评了自己，力图从路线斗争的思想高度来提高思想认识，划清界限。
所幸师党委领导本着对党对战士负责的精神，派人去我老家外调，在村里随机登门入户，认真调查了解情况，有几十个村民、贫下中农按下手印证明了我父亲历史的清白，与之前盖了大队革委会大印的政审材料比较，师党委领导更相信这份按了贫下中农手印材料的可靠性。这件事，我是多年以后才听说的，但那一刻我心里依然十分感动。为了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兵，我敬爱的老首长林钧业政委能够这样做，这在当时，他需要有多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啊!听罢我眼含热泪，心中充满了对老领导的敬意和感谢。遗憾的是其时老首长已不在人世，我永远无法向他面谢，而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感念他。
三月三日，我和文祥同志同时通过了入党转正，成为了正式党员。
领导和同志们对我提出了希望和要求,要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家庭问题”和自己的“工作成绩”。尤其提醒我在工作上有点成绩的时候，一定要防止骄傲自满情绪，不要觉得自己有本事、很了不起。这是从防范的角度给我打的预防针。有成绩，我当然高兴，但我不会瞧不起人。事实上我因为出身农村，家里困难、自己读书也不多，年轻时候的我，更多的是自卑，为人处事也格外的小心谨慎。
四月，我随所在的省军区独立二师移防，机关由福州市环城路小柳村，移防至永安县城关，与省水电学校为邻。在这里住下个把月，工作刚安顿下来，五月十九日，我接到大弟的加急电报，上面写着：父落水身亡，速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