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八天假，委实爽煞我。
迷笛音乐节抢不到票，索性不去。在家刷剧，一口气刷完了《九义人》。其实放假之前，我已经断断续续在腾讯上看完了大结局，不过瘾，又重温。发现了不少亮点——这部剧的主题亮点：
SexAppeal……
Girlhelpgirls……
Metoo运动……
剧情分为双线：七年前的蔺如兰维权事件与七年后的孟宛复仇者联盟，由一副精妙绝伦的刺绣落梅图展开叙事线索，将古代被性侵犯的少女维权之难诠释得淋漓尽致……虽然大结局是光明的，是解恨的，是大快人心的，是弘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中国式传统价值观念的，但是关上APP，大家都知道，从古至今，女性在被侵犯后依法维权，想要成功实属不易。
不止是被性侵事件的取证难、难自证，单是社会大范围里宣扬的“”荡妇羞辱论”就足矣击溃很多受害者的维权意识。若再加上性侵事件属于熟人作案，更容易变成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糊涂账。
比如《九义人》里的蔺如兰，原本是中药铺里走出来的天真烂漫的少女，为提高身价，来到专门培训闺阁女红的“烟雨绣楼”，却被外表儒雅端正的绣楼老师吴廉诱奸。得知真相的她，咽不下一口窝囊气，加上她发现绣楼里有许多女孩如她一般被玷污，包括她的闺蜜。蔺如兰怒火一燃，也不跟任何人商量，就去衙门告状。结果不用多说。她败诉。
她不可能不败诉。原因如下：
一、蔺如兰与吴廉属于师徒关系。中国自古即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师者与天、地、君、亲相提并论，担负着弘道树人的责任。一般为人师者，在社会上是具有非常良好的正面形象的。吴廉虽是绣楼的女红师傅，却有着影响人际知觉的“光环效应”。他于人前表现得文质彬彬、温润如玉，家中妻子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嫡女，背后还有国公府夫人当后台。他极易俘获大众好感。蔺如兰告她，首先挑战的就是大众的刻板印象，这是一难。
二、蔺如兰状告吴廉，并非是在她被性侵后的第一时间去维权。而是隔了些时日，绣楼发生绣女投井命案，加上她发现闺蜜孟宛被老师猥亵，斥责吴廉不成才负气起诉。却被吴廉反咬为她主动勾引。门外的观众更是对蔺如兰指指点点。即使有柳三娘的作证，碍于她风尘女子的身份，吴廉依然能够全身而退。蔺如兰年纪尚小，阅历不足，缺少关键性证据，这是二难。
三、真正能够帮助蔺如兰扳回局面的无非两人，一是同样际遇的孟宛，一是投井的绣女还在世的父母。可惜孟宛家境窘迫、生性懦弱，好不容易战胜了自己的心魔，却被母亲用一碗堕胎药拦在了家里。绣女父母虽有物证，却碍于传统观念，羞于上堂。绣楼的绣女们生怕东窗事发，连累自己名声受损，纷纷出来站队为吴廉作证。蔺如兰拿到的物证又被讼师调换，她不仅没有让罪魁祸首落网，反而落了一个“诬告”的罪名。吴廉顺势提出让蔺如兰嫁给他做妾。蔺家父母为了息事宁人，忙不迭地答应下来。蔺如兰双拳难敌一群人的干扰。这是三难。
最是让她难上加难的是当时的律法。《九义人》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宋朝，无论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都没有正式规定强奸少女案与诱奸少女案该如何惩戒。《宋刑统杂律》规定“应有夫妇人被强奸者，男子决杀，女人不坐罪”。那是指有强奸有夫之妇的男子会被处死，女子无罪;《庆元条法事类杂门》规定“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也同，流三千里，配远恶州。未成，配五百里。折伤者，绞。”是指强暴十岁以下女童，哪怕是通奸也和强奸同罪，一律流放三千里，发配边远荒凉之地;如果强奸未遂，则流放五百里;造成女童人身伤害的，一律处以绞刑。而且性侵幼女，主要是定到了“十岁”阶段。蔺如兰已到了及笄年华，想要官府帮助维权，大概率也只有嫁给吴廉。
因为宋朝历史上还真出过这类子的事。
据《三朝野史》记载，南宋曾有个书生夜里翻墙进入一位少女的房间，被少女娘家发现扭送至官府。当时审判的官员叫马光祖，他问过案由之后，脑子里不知哪根筋不对，竟然出了一个题目想考验书生的才华，即《逾墙搂处子》。书生不慌不忙，秉笔应对：“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漳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强奸，我爱上了这个黄花大闺女，我就不能不去强奸她!再说我所谓的强奸，纯属是她半推半就!
哦……原来是半推半就啊!马光祖读罢，不但不惩罚书生的非礼之举，反而判决女方父母将女儿嫁给书生，且厚赠嫁资，一时之间，性侵案件被洗白成了风流佳话。马光祖还即兴填了一首《减字木兰花》词：“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冰人是马公。”后被收入《全宋词》。
细细品来，这种现象就是传统观念对女性的道德绑架：你看他性侵了你，还不是因为太爱你。反正你也是被他搞过的人了，干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床锦背遮盖了，说出去大家脸上都好看。要不然，你的面子、你父母的面子、你娘家人的面子，都往哪里搁?
如果女性反对，那就再来一通论调：你也应该反思反思你自己。他这个不性侵，那个不性侵，为啥光对你性侵?俗话说“苍蝇不抱无缝的蛋”。
不独古代，现代很多女性受害者也会遭遇如此难堪的境地。只要扯上裤裆子的事，无论是如花少女，还是中年妇女，都很难轻松顺利地维权成功。
林奕含的事不用多说了，相信很多人都清楚。她曾在十六岁那年被补习班老师诱奸，由于她年幼无知，没有及时告发。待她产生维权意识，已经时过境迁，而且她曾经稀里糊涂地爱上过诱奸自己的老师，难以通过司法途径为自己讨回公道。为此，她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最终在出版了以个人经历为原型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用自杀来自证清白。
还有前不久发生的“海南44岁农妇被强奸投水案“，受害者义永红被收她家水果的老板黄某强奸后，因为证据不足，报警没有立案成功。她痛苦之下，留下遗书、手机和三千多元现金，走进离家一里多地的水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她的死没有换来她的“清白”，在她所在的村庄，依然有风言风语在传播：她与黄某乃是偷情，被丈夫发现后自杀。
义永红的悲剧正如林奕含，林奕含去世多年，也在经历着键盘侠们的各种质疑：她到底是13岁未成年时被性侵还是18岁成年后被性侵;林奕含患有精神病，精神病人的文学创作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又有多少虚构的成分?
毕竟，古今的法律都是张嘴闭嘴讲证据。性侵犯的证据则包含了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线索，如毛发、皮屑、体液(含汗水、口水、血液)、纤维等，环境许可还可考虑指纹、掌纹、脚印等许多线索，包括时间、犯罪地点、现场遗留物证与人证。受害者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来应对警方调查与周围舆论。
《九义人》中的孟宛能够维权成功，得益于她冷静睿智的头脑与稳如泰山的心理素质，也在于编剧金手指赋予她的大女主光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无论是君主还是官僚，他们都不难于政务，而是难于各种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犹如一张网，将他们的利益牢牢地编织在一起，有竞争亦有角逐，有博弈亦有联合。想要草根逆袭，背后没有足够粗的大树撑腰，单靠一点小聪明和几个平民义人相助，那是童话，不是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