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的心灵守护良知
(一)他也有恐惧
刚开始，涅赫柳多夫是恐惧的。极端恐惧。
当他在法庭上认出玛斯洛娃，这个被诬告谋财害命的妓女，正是多年前他诱奸的姑妈家的使女，他是那么害怕，他害怕，她会认出他来，害怕她会不顾一切地把她所知道的过往说出来——那么他在人们心中树立的正直美好的形象就灰飞烟灭。
可害怕归害怕，他并不因为害怕而逃避、而掩埋、而不反省和解剖自己。往事不堪回首，可是他仅存的未泯灭的良知迫使他回忆，思考自己的变化，察觉、认识到自己的丑陋：“原先他认为，自己的精神存在是真正的我。如今的他认为，强健的勃发的动物的我才是自己。”“承认自己下流卑鄙虽则是痛苦，但同时又是令人高兴和欣慰的。”
他审视自己的良心。自己当初的行为究竟在马斯洛娃的人生上起到了怎样的伤害?马斯洛娃走上堕落的道路，他想，跟他是有直接关系的。“不行，不能让这个案子就这样了结。”当他知道法庭误判重判马斯洛娃后，他走上了救赎之旅——拯救马斯洛娃，其实也是在拯救自己。
他一次次地反省自己的人性，反省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完全陷于虚伪的泥潭，而这种虚伪被他周围所有人认为真理。在虚伪的泥潭中他生活得十分舒适。”人是容易被周围环境同化的。涅赫柳多夫所在的贵族阶层、上流社会，充斥着虚伪、狡诈、极端利己、豪华享受……涅赫柳多夫原本是一个正直、富有牺牲精神、热爱美好、善于思考的人，而现在他被周围的环境同化了。“他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相信自己，生活实在过得太艰难……相信自己，他总是遭到人们的谴责，相信别人，他常常受到周围人的称赞。”
他同自己想要逃避、敷衍的想法作斗争：“不能因为向律师付了钱，使她免除她本不该遭受的苦难，就满足了。用钱赎不了罪。”——在金钱社会，在那么需要用钱的穷人世界，很多人会觉得用钱就可以了，钱能弥补一切。可涅赫柳多夫不。他知道用钱，弥补不了一个人生命的精神的伤害。
他说我要做个实诚人。以前他那么在意周围人的评价，现在他说，“随便他们(人们)愿意怎样评判我，我可以欺骗他们，但我不能欺骗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世界很大，但你只有一个。诚实地对待自己的心灵。不愿自己的心灵再受蒙蔽，再受愚昧和虚伪。实诚让他增添了勇气。
一个人首先要学会接纳自己。诚实地面对自己，不用戴着面具生活。否则，会很累，也会渐渐麻木，慢慢也可能会变得行尸走肉，不相信一切，对一切都无所谓。学会爱自己，正视自己，才能活出自我，活出本真，活出生命的精彩和意义。
(二)他也有绝望
一开始他对自己“清扫灵魂”的可能性也感到绝望。他希望能做一个实诚的自己，但心中那个诱惑者对他说：“大家都这样，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随大流，跟大家一样地生活，是多么容易和享受啊!“但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在他身上觉醒了”，“无论现实中的他与他希望成为的人之间差距有多么巨大”，他已下了决心，“对于业已觉醒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他不愿再过这种虚伪的有悖良心的生活，他要摘掉生活中的面具，他要从良知不再认可的生存法则中出来。“我要承认一切罪过，向所有人说实话，我要办老实事。”
(三)他也有彷徨
女管家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也说：“您没必要将这件事归在自己帐上，她走上了邪路，这又怪谁呢?”
第一次去监狱见玛斯洛娃，望着“这张曾经那么可爱、现在却已被玷污的臃肿的脸，她那双斜视的黑眼睛闪着不正经的光”，他心中有一刻动摇了：“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女人。”在他心中的诱惑者又说话了：“你只是在自己脖子上挂石头。这块石头会使你淹死，妨碍你成为对别人有用的人。给她钱，把手头所有的钱都给她，然后和她分手，从此一刀两断，岂不更好?”是啊，给她钱，甚至把所有的钱都给她……你这样徒劳、辛劳干什么?你会把自己的大好前程葬送的!诱惑者说得很有道理，可是“钱”，到底是救她还是葬送她?“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弃她而去的想法在心中不止一次地出现。涅赫柳多夫问自己：“我能心安吗，更不要说幸福了。那个被我毁了的女人去服苦役，而我将在这里接受别人的道贺……”
一遍遍地问自己。
一次次地去监狱看玛斯洛娃。
又一次次为了她奔走、斡旋。
他想，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我来认错。
又如他下决心把自己的田产廉价租给农民，使他们有可能不再依赖地主。但心里也会有一次次地怀疑、斗争、后悔，一个声音在说“我不应占有土地……房子也好，地产也好，我都不需要”。另一个声音马上会进行反驳。
但面对恐惧，疑虑，“他却用比以前更大的决心将业已开始的事继续做下去。”
“理解上帝的全部安排，我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去执行铭刻在我良心上的上帝的意志，我却是能做到的。我去做了，我毫无疑问会心安理得。”
“虽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恢复过去的生活，然而他知道，这是条死路。”
“至于我，凭着良心去做事，我的良心要求我要去赎罪。”
涅赫柳多夫身上最可贵的一点是他能不断地自我反省，追问，思考，能不断地叩开自己的心灵大门，持续地精神清扫。有绝望，有恐惧，有动摇，有否定……但他最终都能用精神的自我战胜兽性的自我。
二、这不是一部爱情小说
小说虽是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恨情仇为主线，但绝不是一部简单的讲述男女私情的小说。它通过男女主人公(尤其是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的经历、认识，揭露了沙皇统治下俄国阶级的对立、司法的腐败、官僚的堕落、教会的伪善、农民的赤贫等。
它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使命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小说的素材来源于一个真实故事。1887年，法官柯尼在跟作家闲聊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贵族青年在出席陪审时认出了被告席上被诬偷了客人一百卢布的妓女就是当年被他强占后抛弃的姑娘，顿觉良心不安，他托法官捎信给姑娘，请求姑娘的原谅，表示要娶她为妻。后来姑娘在狱中染病身亡，贵族青年也不知去向。这个故事在托尔斯泰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写《复活》这部小说，他考虑了十年，准备了十年，也调查访问、观察研究了十年。
最初两年，托尔斯泰有一个初步的考虑，在写给一个教授的信中，他写道：“渴望写一部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规模广阔、自由的长篇小说，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自以为是从新的，不平常的，对人有益的角度上来理解到的一切统统都写进去。”
这就是说，听来的小说故事情节只是个载体，他要通过它展现更浩瀚更丰富的社会生活，更透彻地把现实中的黑暗面揭示出来，给人们以更深的思考和启迪。
为了使所写内容真实准确，托尔斯泰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在《复活中》，法庭审判和监狱生活占有相当地位，于是托尔斯泰细致研究了法庭审判过程和犯人在狱中生活的情况。他访问法院，查访监狱，找监狱长和老看守谈话。甚至几次把看守请到家中，让他读校样。
小说中对社会问题挖掘的广度和深度，比作者以往任何作品都要深。
可以说，作者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对现存制度的批判上，而不是放在爱情瓜葛的描写方面。
他通过玛斯洛娃的命运展示贵族青年游戏人生的态度，展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卑劣和龌龊，展示官僚阶级的道貌岸然;他通过涅赫柳多夫，把读者带到一个个官僚机器人那儿，一睹他们腐化的生活和丑恶的心灵;他也通过一些下层人，向我们展示他们善良、朴实的美德。
他也写出了涅赫柳多夫对自身人性的反思和审视，对改良社会做出的种种思考和努力。
三、爱让春天仍驻人间
除了思考怎样做弥补自己的过错帮助玛斯洛娃能改变她的命运之外，涅赫柳多夫也思考种种社会问题，如：
如何帮助农民?如何处理自己的田产?所谓刑事法庭这一奇怪的机构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怎样产生的?形形色色的人为什么都在坐牢，而另一些同他们一样的人却仍然逍遥法外、甚至当上法官审判他们?什么是社会?社会的责任是什么?等等，等等。
例如对待田产。他在青年时期曾是赫伯特•斯宾塞的忠实信徒。受其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论点影响，他在大学里就把从父亲那儿继承的二百俄亩(相当于三千多市亩)土地送给农民。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占有土地就如同五十年前占有农奴一样，是一种罪恶。而他自己又不能完全没有土地，因为土地是他的唯一生活来源。去西伯利亚和玛斯洛娃一起流放之前，他把自己的田地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给农民。但这种做法也有很多问题。如刚开始时农民也是很不理解，甚至误解和抗拒;如何平分?平分不了怎么办?土地是否又会集中到一些有权力的人手中?是否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他跟他的姐夫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姐夫的态度虽然不好(盛气凌人，自以为是)，姐夫的理由其实也有一定道理：“如果您现在把土地平分给大家，明天这些土地又会转到那些勤劳而精明的人手中。”“私有财产权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旦消灭了私有财产权，我们就会回到野蛮时代。”
再比如“涅赫柳多夫通过他同囚犯的私人关系、通过他同律师、监狱神父和典狱长的访谈，通过他查阅犯人名册，他把被捕者，也就是罪犯，归纳为五种人：
第一种人，是完全无罪的，是法庭错判的牺牲品。
第二种人，是在暴怒、忌妒、酗酒等特殊情况下犯了罪被判刑的。那些审判他们的人，如果处在同样的情况下，大概也会做出这种不轨之举来。
第三种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极其平常，甚至是良好的，可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这些人的行为是犯罪。
第四种人，之所以被定为罪犯，只因为他们的道德品质比一般人高。
第五种人，是这样一些人，社会对他们犯的罪比他们对社会犯的罪要大得多。”
读到第五种人时我想到《悲惨世界》里的让•瓦尔让。让•瓦尔让拼命地干活，为了姐姐的七个孩子。一年寒冷的冬天，让失去了工作，家里没有一点面包。为了面包，当他把手伸进面包商的鉄栅和玻璃窗内，他被捕锒铛入狱。“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雨果说，“社会也许不是对他们直接犯罪，而是在过去对他们的父母和祖先犯下了罪。”
研究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为什么都坐牢，而另一些同他们一样的人仍逍遥法外，甚至当上法官审判他们，就成了涅赫柳多夫操心的一件大事。起初他想从书里找到答案，但回答他的是各种各样的议论：
“人究竟有没有表达意志的自由?能不能用测量头盖骨的方法来确定犯罪型?遗传在犯罪中起什么作用?……”
这些奇谈怪论很荒谬。涅赫柳多夫非常迷惘。后来，他终于在人类的博爱和宗教信仰中找到答案：
“对待一件东西可以不需要爱心，砍树、制砖、打铁可以不需要爱心，可是对待人不能没有爱心，就像对待蜜蜂不得不小心谨慎一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则……一旦你容忍自己不必以爱心去对待别人……那么，今天我所眼见的种种对人的残忍的野蛮行为就会无穷无尽。我一生经历过的种种痛苦也将绵延下去，永无止境。”
发现这一点时，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充满了无限喜悦。“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终于得到了彻底澄清。”
小说的结尾写涅赫柳多夫翻读福音书，把《马太福音》里的一些句子一句一句写出。
如：“四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五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的，就是接待我。
十一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十二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
十三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
三十三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
还有《登山训众》里的戒律……
涅赫柳多夫想，只要执行这些戒律，他切恨的暴力就会自行消亡，而且人类追求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建立人间天堂，也就得以实现。
涅赫柳多夫有理想化，他把人性想得太善良。高度的道德自律也许只能要求自己，要求个人，但不适宜用到所有的人。用高度道德自律来建立一个人间天堂是乌托邦，而且，通往天堂的路往往也会通往地狱。只要承认人性的复杂、幽深、多变和丑恶;只要承认自己是人，不是神，自己身上也有人性的不足;别人也是人，不是神，别人身上也有不足，梦想的乌托邦就不会这样建立起来。
涅赫柳多夫身上有作者的影子，也可以说，涅赫柳多夫是作者的“代言人”。
托尔斯泰写作《复活》已经六十多岁了。小说完成后他七十一岁。涅赫柳多夫的矛盾也是作者的矛盾，涅赫柳多夫思考的问题也是作者思考的问题。他几乎一生都在寻找“真理”与“爱”的道路。作为一个拥有家奴数百、土地数千的地主，作为一个名显位尊的伯爵，作为一个文学泰斗，他走上了一条和原有阶级背叛的道路。
他尝试改革农奴制;起草方案，用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里试行。为农民创办免费子弟学校;救济灾民，广疏钱财;开办灾民食堂，灾民医院;访问贫民窟，深入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
“他觉得，一个人不该只为了个人的自私和幸福而生活，而是应该参与到为他人谋幸福的行列中，当谋求属于每个人的共有的幸福，他并把这看成是一种不容破坏的自然法则……”
他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对自己宣扬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在长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内心在倒海翻江。他在为他的精神，为他的信仰而痛苦不安，执著奋争。而且为之闹得家庭不睦。”
1890年12月，他想再次说服夫人放弃一切。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宁，他说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离家出走，另一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他的妻子当然不同意，她说：“你自己可以放弃，你的孩子怎么办?他们靠什么生活……”他的妻子跟人抱怨：“这个宣称关心人类命运的人，却不懂得关心一下身边最亲近的人。不知道让他疲惫的妻子休息一下，也从来没有在自己孩子床边站上五分钟。”当然他妻子的抱怨之语带有一定的夸张和主观，据现有的书籍，托尔斯泰对孩子还是很关心的，与孩子相处得非常愉快——只是可能他给家庭的时间会相对少些。他们夫妻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生活中的危机也就相继发生了。
一段时间，托尔斯泰把为别人解决疑难问题视为最迫切的善行义举。他的楼上楼下、餐厅客厅挤满了前来求助的灾民、农民等。他还主动到各村寨，访贫问苦。他穿着粗布衣服，自制的麻鞋，去挤牛奶、劈柴、犁田;帮助农人收割庄稼、运草;帮他们盖房……他从贫民窟回来，看到自家雪白的台布，看到桌子上各种各样丰富的水果、点心，看到墙上高贵的呢料子窗帘，看到地板上全铺着厚软的地毯……想着自己和屋里人的种种享受，想着农人的贫困，他就愤懑和痛苦。他想改变这一切，他要抛弃财产、名利，跟普通人一样生活，才不至于是罪人。终于，在八十二高龄的晚年，离家出走，完成了他追求信念的夙愿。这个信念火一般推动他，又火一般燃烧毁灭他。
托尔斯泰思想有矛盾之处，但托翁是伟大的，是令人敬佩的的。他把自己的思考、追求融入到道德实践中，以自己切实的行动一步步接近，直到告别人世。他在八十二高龄离家出走，我们不能不表示深深的理解和崇高的敬意。
他从小受了基督教谦逊、自卑、自我牺牲的理想吸引;青年时期，就善于感受爱，播洒爱;中老年时期，初衷不改，矢志不渝。
他爱引用法国的俗语和格言，其中有些已成为他的行为准则：
“能了解一切，就必定能原谅一切。”
“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该做的事就要去做。”
在思想方面，他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他的所作所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每一步都是为实现他的人生理想、人生意义而设置的接力赛。
他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是出于对人性的关爱，对人善良和怜悯的催化剂，影响了甘地和马丁•路德金。
托尔斯泰的葬礼有3500余人参加。不按宗教仪式举行的葬礼有这样的规模，在俄国是第一次。队伍最前面是农民们，横幅上写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们成了孤儿的亚斯纳雅•波里亚纳的农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惠。”
托尔斯泰临死前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我爱真理，非常地……爱真理。”
“真理”与“爱”，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寻找，都在身体力行。
感谢托尔斯泰，是他提醒我们不管生活如何，不要忘了春天。
如《复活》开头第一段：“尽管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计将他们聚居的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用石头覆盖地面，不让地上长出任何东西，尽管出土的小草都被清除，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的浓烟四处弥漫，尽管树木被滥伐，鸟兽被驱逐，即使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仍然是春天。阳光和煦，小草复活，只要除根不尽，它们就生长、绽绿，不仅在林荫道的草地上，而且在铺路石板的夹缝中。”
注：参考文献《托尔斯泰传》王仙凤编著沈阳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