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两国元首夫妇互赠国礼。习近平主席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赠送了多部中国翻译的法国小说，其中有雨果的《九三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小仲马的《茶花女》、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谈及青年时期阅读雨果作品的感受，习近平主席至今记忆犹新。
在对外交流中，文学发挥着沟通人心的独特作用，不仅增进了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与理解，也有助于从彼此文化中寻求更多智慧、汲取更多营养，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而这其中，翻译便是成就文学世界“旅行”，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跨越语言的河流，彼此走近、沟通情感的重要载体。
100多年来，得益于翻译对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中国读者能通过源源不断的优秀译作阅读世界经典作品，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也能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推向海外，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今日之中国。可以说，文学翻译正与当代文学创作一起，既探索和创造具有新气象、新特质的当代汉语语法和美学原则，也推动承载中国人独特心灵感受、文化积淀和思想内涵的优秀文学作品进入世界格局，在与世界的交流互动中获得更多认同和尊重。
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翻译在增进中法两国人民之间情感、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面对AI科技的挑战及阅读载体、读者习惯的变化，文学翻译的价值如何更好地体现？什么是好的文学翻译？在继续深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译者还有哪些观察与建议？针对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一线翻译家和学者。
文学翻译架起中法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
“访法期间，习近平主席赠予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套法国文学名著的中文版，这份国礼在我看来意味深长。这些作品犹如‘世纪老人’在爱丽舍宫向世人表明，它们在中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奇遇。对于从事法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与鞭策。”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刘成富说。这些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面对这些精神食粮，我们要由衷地感谢把这些作品译成汉语的中国老一代翻译家。”
刘成富谈到，中法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成果丰硕。文学翻译在中法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名副其实的桥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文学语言是心灵的语言，是最易于理解并被广泛接受的语言。法国文学名著在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方面功不可没。“中法两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两端，在生活习惯、价值取向、文化认同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读了这些文学译著之后，我们就会觉得法国人其实跟中国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困惑，而且读着读着，我们就会把自己当成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时，肤色消失了、人种消失了，小说中的人变成了广义上的人，世界成了一个大家庭。”刘成富认为，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今天，优秀的文学译作可以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观照、相互欣赏，让明天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1898年，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由林纾和王寿昌合作翻译，在素隐书屋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出版，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序幕从此拉开。在1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对法国文学进行了系统的遴选、研究、译介和传播。很多法国文学作品经过译者的“摆渡”，成为影响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经典。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黄荭谈到，译介外国文学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引进什么、翻译什么都不只是语言转换层面上译者的个人行为，还关系着译入语民族的文化借鉴与吸收。随着中法两国友谊的不断加深，文学这面双面镜一定能更好地发挥互识互鉴的作用，法国文学会源源不断地译介到中国，同样中国文学也会生生不息地译介到法国，共同参与世界文学的建设与繁荣。
文学创作及翻译的价值是恒久的
“译者就像献花的使者，要把异域的花献给本土的读者。这是千里迢迢的艰难旅程，他必须保证花朵的完好，而途中掉落一两片叶子，是可以接受的。”作家苏童在一次与文学翻译有关的对话中如此谈到对翻译的认识。资深翻译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尧从事英语文学翻译已逾40年。在他看来，文学翻译作为文学、文明和文化的“使者”，不是“1+1＝2”的科学，而是“1+1＞2”的艺术。虽然现在时代的演进带来了不少新的变化，但他坚信文学创作及翻译的价值是恒久的。“艺术的规律不是人工智能科学能够随意替代的，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用在文学翻译上也颇为恰当。”
青年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许小凡谈到，文学和文化译介是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文学翻译是译者个人创造性的语言转换过程，但它更间接而深远的意义在于，一批对不同文化、历史和语言都有深入了解的个体在社会上的存在。每个社会都需要他们，需要外部视角，需要异质性的流动，需要打开交流的窗户。”在她看来，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转译，更重要的是翻译过程中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所产生的、大量的符码转换和能量交换。“这对每一个文明来说都是一种激发，我希望这种无穷动能能够一直存在下去。”
译者、浙江财经大学教授蔡海燕表示，只要人存在一天，表达的欲望就不会停歇，而文学是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如同诗歌和诗歌翻译，“诗歌打动人心的不仅仅是切中肯綮的辞藻，还有诗性的精神和力量，让我们在哲理上受到启迪、在美学上得到滋润。文学创作及翻译的价值，就在于这种直抵灵魂的穿透力，它总是作用于一张张独特的私人面孔，而不是一群群熙熙攘攘的观众。”她认为，在科技带来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恰恰需要文学翻译者“清心志于一事”的勇气和耐心。
读者的文学修养始终召唤优秀的译作
何为好的文学翻译？这是自文学翻译诞生以来，无数翻译家和学者不断研究探讨、至今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从晚清时期严复提出深入人心的“信达雅”三原则，到20世纪60年代钱锺书的“化境”说，翻译标准虽然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但对语言与文学形式的要求是稳定的。面对人工智能软件对文艺创作领域的“入侵”，以及数字时代带来的媒介环境改变，文学翻译的标准是否会有所变化？对此，受访翻译家们认为，评判翻译优秀与否的首要原则在于语言的完整和还原程度，但不仅限于此，语法规则的差异之外，翻译需要处理的，最根本的还是文化传统、思想精神等层面的问题。“文学翻译的标准是从求真到求善再到求美层层上升的，求善求美是高标准，已经超越对等译法的求真阶段，进入了自由王国。”李尧说。
在许小凡看来，“准确”依然是好的翻译的第一要务，“不仅是字面意义的准确，还包括对原文本整体理解层面的准确，以及寻找相应的中文语言资源、准确传达这种理解的能力。”此外，还应当追求“有效”，让译文在中文和原文、甚至原文的文学传统与源流中依然得以成立。蔡海燕认为，译者调用“内在的眼睛”无限地接近原作者的存在与经验，双方隔着时空展开对话交流，旨在破译世间的奥义，这是她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她关注到近些年翻译文学作品的豆瓣评价里常常出现“机翻”一词，“如果形容某个译本‘机翻味浓’，那肯定是带有贬义的。读者的文学修养和阅读基础始终在召唤优秀的、有‘人味’的译本。”
正如文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多元参差之美一样，文学翻译也应当在准确的基础上，实现译者的创造性意图。诗人、青年译者胡桑认为，语言是拥有历史生命的，与人工智能翻译相比，译者恰恰是敏感于外语及母语的历史生命的人，他以翻译的方式穿越语言，体味语言所呈现出来的气息、心灵和精神。人工智能翻译软件虽然在“类人的部分”表现出色，但在胡桑看来，它们从未真正理解事物，“无法理解征人在雨雪霏霏时的思念，屈原和但丁在流放途中的痛苦，里尔克倾听天使召唤时的茫然与敞开，洛威尔面对恋人无法心灵相通时的困境”。相比于人工智能翻译的标准化与同一性，翻译过程中对差异的认知和处理也是重要的，“因为差异源于历史，源于生命在时间中的独特印迹。”
以切实交流持续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当前，中国文学正向更多小语种国家、更广大洲际地域“走出去”。专家学者表示，中国当代文学在与世界文学对话过程中要致力于传递和呈现现代文明价值，凸显自身参与世界文学价值建构的主体性。
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姚建彬观察到，近几年来，参与中国文学译介的域外汉学家所属国家地域分布更为广阔，翻译语种也向小语种倾斜，越来越多年轻的海外汉学家更自觉和主动地参与中国文学的译介活动，“他们因为自发喜欢中国文学作品，比如网络文学、科幻小说等，就会更积极主动地将相关作品翻译到他们所在的国家。这些翻译与官方机构的推动形成一种互动和互补的关系，使中国文学‘走出去’能抵达的地域更加广阔，种类更为多样。”他表示，对外传播话语中，中国故事不仅要通过翻译“走出去”，还要“走进去”，实现跨文化话语体系的转化。“对此，中国作家能做的还有很多。尤其应把自己的审美感知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里，将当下鲜活火热的中国经验挖掘和书写出来，再经由文学译介走向海外，展现中国文学独特的时代气息与丰硕面貌。”
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不少翻译教育家谈到，翻译应当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译才”而非“译匠”。高水平的译者应当具备原语与译语视阈融合的双重文化背景知识、深刻的语言理解能力和高超的翻译技巧，要加强本土历史文化和知识观念的教育，培养译者的审美意识，提升译者的语言审美能力，弥补译者本土文化和域外文化滋养不足的问题。
许小凡结合自己的译介经历谈到，中国文学书讯的推广和文学批评家、出版人士等相关专家的意见对于外方出版社的选题策划十分重要。“目前参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出版社有限，关注点也主要围绕着一些知名度较高、接受度较好的作家展开。如果想拓宽中国文学的知名度和受众，还需文学组织机构以大量切实的交流加以推动。”
蔡海燕表示，留学生群体日益增多，无论是不远万里来中国学习，还是漂洋过海去国外学习，都是语言、文化和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译者队伍的基数扩大了，但很难说‘好译者’增多了。要想培养更多的好译者，让他们留在这项事业当中，还需要赋予译者更好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