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末，我于本村(烧坡里大队)小学毕业。1976年初，与本村十几名同学顺利地升入了段家堡公社中学读书，由于家离学校十里的路程，从此我开启了走读生涯。
当时仍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回潮，升学不讲究择优录取，应升尽升。也尚未实行义务教育，上学需缴纳学杂费，虽几元钱，但缴得十分艰难，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小学毕业前一直封闭在穷山沟的一亩三分地，渴望走出去，进入更高一级学府。想象中的社中环境优雅、窗明几净、学风良好、师德高尚。因此，被录取后心情无比激动，就像高考生考上了全国名校。
段家堡公社是个小公社，现为全省最小乡之一，村少、人口少，经济落后，教育资源匮乏，办学条件简陋。当时，初一、初二年级各有一个班，另招有一个高中班，分别为初八班、初七班和高一班，我们初一年级是八班。高一班除本社学生外，还代招定方水公社部分学生。1977年初我升入初二后，办学规模有所扩大，从高到低依次有高一班、高二班、初八班、初九班和初十班，其中九班、十班为初一年级。1977年至1978年成为社中建校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黄金时期。
起初学校位于段家堡大队西南部(后改为乡农机站)，翌年搬入村北原公社党委、革委会旧址。原定我班占用东北角三间房做教室，在改造过程中墙体突然倒塌，好在躲避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后来改用三间大南房做教室，大南房正窗户，窗户用麻纸糊裱，光线昏暗。夏天，窗户纸常被雨水打湿，雨水淋入教室;冬天，由于封闭不严四处透风，教室前后各生一个土炉子，为了省煤，寒冷难耐。老师不在教室时孩子们不时搓搓手、跺跺脚，黄土地面尘土飞扬。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是山区教育最真实的写照。
由于受办学条件所限，本届实行划片招生。段家堡、石胡里和牛心山大队学生就近升入段家堡七年制学校。我班学生分别来自烧坡里、李家梁、黄家楼、观音堂和刘家庄五个大队，全班共有五十多名学生。除刘家庄大队外，其它各大队学生皆为走读生，其中我队最远，距离段家堡单程约十华里，每天往返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我们真的很辛苦、受罪。
夏季昼长夜短，气候温暖，冬练三伏，夏练三九的滋味很不好受，路上还经常遭遇阴雨天气，既防雷电、又防洪水。沿途黄土崖凿有窑洞，我们偶然钻入窑洞避雨，因担心坍塌而提心吊胆。当时雨水偏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时往往被淋为落汤鸡。没有雨具，就用对折的碳酸氢铵包装袋当雨披，“披”不蔽体，首尾难顾，只好顾首不顾身。
冬季昼短夜长，气候寒冷，十分难熬。那年头的气候真可谓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寒冷的感觉想必只有观看过电影《林海雪原》的人才能够深刻体会到。社员生活条件普遍艰苦，大多数孩子都没有太好的衣着。我的着装至今记忆犹新：黑色棉衣棉裤，母亲亲手制作的夹背心(煮腰子)算唯一的内衣，用鞋带扎裤脚，脚穿条绒棉鞋，以上这些都是“妈妈”牌的;头戴一顶本村毛毛匠制作的杂色狗皮帽子，像个大头娃娃。因天气寒冷，手、脚、脸、耳部都被冻伤过，至今留有遗患。冬天多暴雪，朔风吹、电线“呜呜”吼叫，如同虎啸，令人恐惧。一杵两腿雪，我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迎着白毛旋风艰难跋涉。环顾四周，在茫茫原野只有零星的黑点在蠕动，同为走读生。早出晚归，两不见太阳。天不亮起床，匆匆用餐，凌晨6点左右便从家出发，天刚破晓，三、五米间辨不清张三李四，只见人头攒动;下午返家，已掌灯时分。中午就餐自带干粮，大都是小米饭或玉米饼就咸菜，油煎糕则成为奢望。食堂有两名工友，冬天可让食堂熥干粮，因为取饭哄抢，常出现错拿现象，甚至出现丢失现象，只好忍饥受饿，很悲催。夏季，有的学生利用课间十分钟就将干粮一扫而光。午休无宿舍，困的不行爬桌子上打会盹，有的同学到处跑的玩。放学后，提着空饭盒懒散地回家。劳累一天人困马乏，见到生产队的马车格外兴奋，拼命地追赶。能体谅的车官，可捎脚;有的车把式故意快马加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教师大都是本乡人氏，民办、代课教师偏多，平均学历较低，但大都很敬业。我们就读时，学校领导机构叫公社中学革命领导小组，王老师任负责人，贫下中农代表参与管理学校。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团总支和红委会。团总支、红委会下设宣传组，我与学姐负责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报道本校各班级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无多少典型事迹，采集起来挺费心的。宣传工作集采编播为一体，每天午饭前雷打不动地按时广播，别人就餐，我俩播报。当时我既非共青团员，又非红卫兵，能参与团总支、红委会的工作倍感荣幸。
1976年是建国以来乃至上世纪极不寻常的一年，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发生大地震，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根据公社安排，全校师生积极参与到有关活动之中。毛主席逝世，公社设分会场，我们沉痛悼念毛主席;10月，热烈庆祝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产生了新的领袖，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我是领喊口号者之一。用通告纸反面画“王、张、江、姚”漫画并张贴上墙，七班万富毛笔字写得好，他为我抄写了前言。或许与宣传有缘，二十年后我有幸担任了县委宣传部领导，得益于那时学校领导的信任和各位老师的精心培养，得益于从小接受的锻炼。
当时的课本为河北省试用教材，物理、化学分别叫工农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和化学部分。物理课重点学电学等实用技术，这是响应毛主席“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伟大号召的需要，也是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需要。由于实验用品奇缺，实验课很少，尽管物理、化学老师都费尽心机。同时开设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和劳动等课程。
根据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当时学制仅两年。前一年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经常参加校外劳动。主要是在李家梁、石胡里交界的大瓦沟挑渠造田，去刘家庄砍架杆、割窑柴。治理大瓦沟劳动场面十分壮观，十几名老师带着一群身高不足铁锹把高的孩子们挑大渠，实行大兵团作战，现场人山人海，那场面、那战天斗地精神不逊任何生产大队。砍架竿、割窑柴都食宿在刘家庄大队社员家中。砍架杆，多者达三百多根，少者几十根，我身材瘦弱，仅仅能砍五、六十根。十几岁的娃娃们钻入深山密林劳作，累得筋疲力尽还得背负劳动成果下山，现在想起来令人动容。学校真胆壮、学生真勤劳。大势使然，既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解决学校经费不足的需要。后来一提起上劳动课，我就非常反感，不是咱不热爱劳动，每周两、三天重体力劳动确实过于劳累，超越了初中生的承受能力，脱离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之宗旨。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于1977年底恢复了高考制度，各级各类学校相应恢复了招生考试制度。从此，学校才开始重视教学工作，劳动课大幅减少。从1978年起，全国改变学制，由春季招生转变为秋季招生，因此，我们这届初中学制变为两年半，本届毕业生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首届考入高中的幸运者。当年，我与四名同学考入本县洋河南中学就读高中，其它同学有的归队劳动，有的升入本校高中就读，有的补习，后来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
当时文化传媒少、信息量小，接受正面教育多，孩子们的思想像白纸般纯洁。想的、唱的都是争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相信个人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党和领袖人物充满无限热爱之情。
1977年前上大学实行保送制度，根红苗正的有几分希望，家庭出身成分高的绝无可能。但多数学生坚信：多学点知识有百利而无一害，不当睁眼瞎，还可混个初、高中文凭。回村劳动年纪小，也挣不了几个工分，因此，那时辍学率低下。我出身上中农家庭，成分偏高，保送大中专院校万万不可能。尽管如此，并未影响学习的积极性，应当感谢老师们给予的鼓励和精心培养，感谢我父母亲的严格要求和大力支持，使我始终以旺盛的精力保持不掉队并名列前茅。恢复高考制度后，实行择优录取，不再讲究家庭出身，同学们尤其是成绩优秀者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卯足了劲刻苦学习。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科学家成为我们崇拜的英雄人物;学哥存忠是我社第一个考取大学者，身边的榜样给了我们精神动力;“攻城不怕坚，攻关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的《攻关》诗鞭策着我们去追求伟大理想。1977年后，学校一心一意抓教学工作，为我们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理想信念是人生的灯塔，那么，艰苦奋斗才是登上胜利彼岸不竭的源泉。
四年后，我回到母校任教，又过四年调入宣化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工作，共从事教育工作九年有余。在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全县的各级各类学校，对“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因为我见证了家乡教育事业的落后状况，切身感受到山老区孩子的苦难和乡村教师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