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冬子月，周吉桐家就把年猪杀了。那年月，过年能杀得起猪的人家已经不多了，周吉桐就是那些少数人中的一员，可见小日子过得是非常殷实的。前一天晚上，周吉桐就把杀猪的人找好了，当然少不了刘永福，还有王树和杨树平（杨桂花的丈夫）。把猪捆起来一秤，那猪竟是二百多斤，自然又是一阵惊喜。大家都夸赞王玉芝手艺好，竟然把猪喂得这样肥。刘永福聪明能干，所有的农活无不精通，又加之他人高马大有力气，所以无论干啥活他都是师傅，是骨干力量。在王树和杨树平的帮助下，刚过晌午就基本上闹利索了。剩下的零碎活儿他交给王树和杨树平干，自己去当院给王玉芝劈柴火。
“叮呤呤-----”身后传来一阵车铃声。刘永福回头一看，只见张喜张书记推着自行车从外面进来了。刘永福想上前说话，觉得自己的身份不配，想躲起来又来不及了，站在那里极其狼狈。
“哎哟！”正在外屋干活的王玉芝惊愕地嚷了一声：“是张书记来了！周吉桐，张书记来了！”说着自己忙接应出来，激动的脸都涨红了。“我说今儿个早晨喜鹊在房后的树上叫呐！我约摸着要来贵人，这不，贵人来了。”周吉桐也出来接应，王树和杨树平慌忙地躲进了西屋。
张书记带着嗔怪的口吻笑呵呵地批评玉芝，说：“告诉你多少次啦！不要叫我张书记，叫我大哥，你总是不听。”
王玉芝笑着答道：“对啦对啦，在家里应该叫大哥，可是在外面，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书记就是书记嘛。”
张书记从车把上摘下一个兜子，王玉芝忙接过去像捧着个宝贝似的拿着。张书记说：“前两天在县里开会，每人供应两瓶纯粮酒，我说，好几年没有去我兄弟家了，这两瓶子酒就给我兄弟拿去吧。”
王玉芝像得了皇帝御赐似的忙不迭的说：“只有兄弟去瞧大哥的，哪有让大哥来瞧兄弟的，这不反了吗？”她看了一眼周吉桐嗔怪说：“我早就说去瞧瞧大哥，你就是不动弹。”周吉桐站在一旁嗫嚅着，一句漂亮得体的话也说不出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王玉芝把张书记让进屋子里，一面装烟倒水一面问张书记的家人好，说得热火朝天的。
你道这张书记是哪个衙门口的？原来他就是大庙公社的第一号行政长官——张喜张书记。丁福丁书记是大队书记，同他比起来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你道这张书记为何与周吉桐称兄道弟如此亲热，这又要引出一段故事来。
张书记经常回忆起他人生的经历中那最危险、最痛苦、最狼狈、现在看来也是最精彩的那一幕。这种回忆往往是不由自主的，不受大脑的的控制，坐着坐着那一幕幕镜头就浮现在他的面前。
那是在四七年，当时驻扎在皇姑屯县城的是国民党十三军的一个师，同时，下辖一支由地主分子组成的地方武装——自卫队。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是八路军独立团，同时，八路军也组建一支地方武装力量——县大队。那时候张书记任县大队中的一名区小队队长。在军事上，八路军处于劣势。因此斗争的方式总是秘密的、流动的，在县城的外围活动。而国民党的军队特别是自卫队则以县城为中心，经常出其不意地下乡清剿。双方的斗争极其激烈和残酷，其野蛮程度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时县大队的人刚刚在一个村子清算完毕，夜里自卫队就会出动，去反攻倒算。那些搞清算的干部或积极分子一旦被俘，很少能够活下来。大多被枪毙、乱棍打死、活埋、甚至被挖心。当然，那些作恶多端的自卫队分子，一旦被县大队的人逮着，对他们的报复也是无情的。
张喜记得那是四七年春天，天气还很冷，都还没有脱棉衣。白天他们在一个村子搞完清算，晚上就悄悄地转移了，翻过两道山来到卜克川住下。他们一行是八人。其中二个人下了暗岗，剩下的六人或三人或二人分散地住在农户里。张喜和一名战士住在一家姓温的农户里。那农户的女主人见张喜受了风寒就给他拔火罐子，所以他那天脱了鞋也脱了棉袄（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脱衣服的）。到了半夜人也疲乏了身子也觉得轻松了许多，他就盖着棉袄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突然两声清脆的枪声把他惊醒，他知道这一定是下的暗岗发现了敌情在鸣枪报警。他急忙起身，发现坏了，自己的衣服没有穿好。在他穿衣穿鞋之际，与他同屋的那名战士已经冲了出去。等他出了屋，发现那战士已经不见踪影。他就往东北方向的一道山沟里跑，这是他们在晚上就约定的。等他跑到了沟口，突然见那名战士急急忙忙地踅了回来，用手比划着让他往回跑。就在这时他听见沟里的枪声响了，那名战士就栽倒在他的面前。有一股敌人从沟里冲出来。
张喜转身就向南面的一道山沟里跑。但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就是他必须通过河套那片开阔地。那片开阔地毫无遮掩，能不能冲过去就看他的运气了。事后他想，或许那名战士当时并没有死，只是受了伤而已，是他对敌人进行了还击，阻止了敌人。不然的话，敌人冲出沟口居高临下射击，他纵有十条性命也难逃一死。
张喜冲过开阔地后，身后敌人的枪声就响成了一片。不过他总算钻进那道山沟里。那里的沟沟坎坎以及稀稀落落的树木给他起到了很好的保护，子弹从他的头顶上飞过打在头上面的土坎和树枝上。大约有七八个敌人朝他追来。顺着七拐八拐的沟底里跑，还是很安全的，只是不大容易甩掉敌人。但跑着跑着，前面出现了一个土坡，通过这个土坡他将暴露在敌人的火力面前，那可就危险了。果然，他刚上土坡就有一颗子弹打在他脚下的土里，把他掀了个跟头。他听见后面的敌人高声喊着：“打着了！打着了！”但其实并没有打着，也没受伤。他爬起来继续猛跑，刚跑了几步，就觉得右胯猛地疼痛起来，像是有人狠狠地抽了一棍子似的，他一头栽倒在地上，这回他是真的受伤了。子弹从他的右胯边上穿过去了，虽没有伤到筋骨，但也给咬去一块肉去。但挣扎着又爬起来，可右腿有些不听使唤，不过他还是咬着牙冲上了土坡。左边有一条小沟，顺着小沟冲上去几十步就是树林子，可就是这短短的几十步他也走不动。他的腿已经支撑不住身体了，明明想往前迈步却迈不出去，他索性就往山上爬，膝盖和手都扎出了血。听着越来越近的枪声，他绝望了，以为自己是死定了。突然从旁边的灌木丛中窜出一个人来，扶起他就往山上跑，并迅速地钻进树林里。敌人追上来了，向他们叭叭地开枪，但子弹只是打在身后的树枝上，他们脱险了。大概敌人害怕吃亏，或者觉得追不上了，打了一顿枪就骂骂咧咧回去了。
救张喜的那个人就是周吉桐。那天早晨，周吉桐起了个大早去溜套子（捕获山兔）来到了这里。他突然听见大川响起了枪声，知道一定是自卫队那帮狗杂种来了。他想出沟去看看，于是就小心翼翼地往沟外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他突然听见枪声朝这边来了，吓得赶紧躲藏起来，不一会儿就见有个人被几个人追着朝沟里跑来了。后又见那人受了伤，以为他完了。可那人又站了起来，他就坚定信心打算救他。等到张希跑到他跟前，他就冲了出去救了他一命。
为了报答周吉桐的救命之恩，清算刘永福家时，张喜把刘永福家的那套四合院分给了周吉桐，说周吉桐长期受刘家的剥削是应该得到的。周吉桐现在住的房子正是当年刘永福家的。由于周吉桐有了那一套大院，才没有打光棍儿，娶了个能说会道的好媳妇王玉芝。刘永福被赶回到柳条沟的那间茅草房里。后来经周吉桐说情，才把以前周吉桐住的房子让刘永福一家人住。实际上是周吉桐和刘永福他们两家进行了对换。而且，张喜有意提拔周吉桐，教育他入党，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可周吉桐偏偏不会钻营，铁了心似的要当庄稼人。张喜见此也不勉强，就顺其自然了，不过周吉桐的救命之恩他还是始终没忘。
（六）
王玉芝想：“这张喜真是个有福之人呀！他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杀猪就来了。难怪他能当那么大的官！”又想：“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都在我面前人模狗样地装大。尤其是胡队长，动不动就在我面前尥蹶子（发脾气），我今天就让他们看看，公社张书记和谁最亲和谁最近。”她让周吉桐去把大队干部及生产队的干部都请来吃晚饭。果然如王玉芝所料，那几位土干部不但对张书记毕恭毕敬，对王玉芝也是尊敬有加，说一些恭维和讨好的话。王玉芝非常得意。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丁书记、胡队长要“收拾”刘永福时，王玉芝都出面干预，他们二人竟不敢了。
晚饭开始了，王树、杨树平、刘永福他们自知上不了大台，就在西屋吃喝起来。王玉芝也不虚让就顺其自然了。他们谨小慎微甚至说话也嘁嘁喳喳的不敢大声。但能喝上酒能吃上肉的那种喜悦心情很快就盖过了紧张不安，他们大概有三四年没有喝上一回酒了。
在东屋，王玉芝把张书记送给他们的酒拿出来，亲切地笑着说：“这是张书记拿来的酒，我今天就借花献佛给大家满一盅。”一听说这是张书记送来的酒自然又是一阵惊喜，也不知这张书记的酒是个什么味道。周吉桐平时是不喝酒的，不过在大家伙的劝说下还是满上了一盅看着。他拘拘谨谨地坐着，虽说是张书记的大恩人，但却一点也不敢和张书记说笑。要不是在自己的家里，他早就跑到西屋吃饭去了。干部们拿腔捏调摆着官架子谈论着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好像国家的军国大计都是由他们几个人决定似的。不过喝了一会儿，大家都把为官的外壳褪去还原为一个自然的人了。他们开一些粗俗的玩笑，还敢小心谨慎地抱怨国家的一些政策。张喜张书记叹了口气，说：“‘卜克川是米粮川’，这句话可把咱们公社害苦了。在县里，人家都说咱们是米粮川呀，可粮食在哪呢？交完了公粮，有个生产队的粮食指标也就闹个二百来斤，有的连二百斤也不到，闹不好还要饿死人呢。可上级就给定这么多的任务，我是眼瞅着咱父老乡亲挨饿呀。”在座的其他人也纷纷叫苦，说确实没有粮食。胡长顺还和张书记开上了玩笑，说：“谁让咱公社叫卜克川哩？‘卜克川是米粮川嘛’！人家都这么说。张书记你明儿个给另起个名字，叫个别的什么川不就行了。”说完自己还觉得挺会说话嘿嘿地干笑两声。
刘永福并不像王树和杨树平那样只顾吃喝，虽然他表面上漫不经心的，可实际上却仔细地听着东屋干部们的谈话。当他听到张书记为交公粮的事发愁时，他突然从心底冒出一股勇气，他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他觉得自己好像中了魔似的，那突然间平添的勇气和力量让他热血沸腾，他暗暗地告诫自己：要冷静要冷静。像他这样身份的人，话说得越少越好。如果有哪句话说错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家破人亡的。可是又觉得不说不行。他冷静地考虑着要说的话，觉得没有错误的地方。相反他的话却能帮助张书记解决大问题，说不定还会受到张书记的表扬呐。于是他就坚定地站起来，勇敢地向东屋走去。
那些干部见刘永福神情紧张地进来，都停止了吃喝盯着他看，但脸上都没有了那往日的凶恶，多多少少都带着一丝的和善。刘永福毕恭毕敬地站在地的中央，非常紧张但却很流利地说：“张书记，‘米粮川’的事我知道，不知当讲不当讲？”刘永福的话一出口，所有的人就是一怔，非常惊讶，张书记忙和蔼地说：“说吧说吧。”其他的人也饶有兴趣，眼巴巴地等着听他的下文。
刘永福十分镇定地说：“卜克川其实不是米粮川，咱卜克川才多点儿（很少）人口，才多点儿（很少）地呀！”刘永福说完这些话停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应。这下子大伙儿的兴致更高了，是呀，卜克川的人口和土地确实不多，可这么多年来外面的人一直说“卜克川是米粮川”，卜克川的人也十分自豪地说“卜克川是米粮川”，经常的自我炫耀，然而老百姓的家中确实是没有粮食啊。刘永福见大家的兴致上来了，也觉得轻松了许多，便忘记了胆怯有些激动地说了起来。
“‘卜克川是米粮川’这句话是宋老五（卜克川过去的一个大地主）他们说出去的。可粮由地起，有地才能有粮呀。宋老五他们的家是在卜克川，可他们的地可不全在卜克川，卜克川的地只是他们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地大多数是在围场县呀，在围场县的玉汰丰、玉汰祥、燕格柏、大碾子沟呀。过去每年冬天他们用七套大花轱辘车往回运粮，一冬一冬的运；然后他们在把这些粮食发往承德，沿途的店家伙计一问他们是哪儿的，他们就说是卜克川的，所有的人就都以为这“卜克川真是个米粮川”呢；再加上他们吹嘘瞎说，把卜克川说得如何如何的好，这“卜克川是米粮川”的虚名也就出去了。”
刘永福边说边观察着，他见大多数人都听明白了。只是胡长顺还是一脸的茫然，可见他的头脑里的确是少一根弦。
所有的干部们都瞪着眼睛听刘永福讲，于是他的胆子更大了，说：“其实这事也好办，如果县长不给咱们公社减免公粮，就让他去围场县把那些地给咱们要回来，要是他要不回来的话，他就得给咱们公社减免公购粮。”
突然地所有的人都哄地一下子笑了起来，屋子里立即充满欢乐的气氛，那张书记一拍桌子，说：“这话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刘永福想：“以前我有机会说吗？要不是今天你来到这里，我永远都没有和你说话的机会。”
张书记端了酒盅说：“来！干杯。”所有的人都端起了酒盅，张书记看了一眼刘永福，大概也想让他也来上一盅，可刘永福却知趣地退了出去。大家伙都一饮而尽，气氛立即热烈起来。
第二天，张喜书记就去了县里把情况汇报上去，县里果然给大庙公粮社减免了二十万斤公粮。
李文广虽然没有贪污，但他把帐目闹得乱七八糟，胡队长还是把他的会计职务给撸了。当然即使再让他干他也不敢干了。他实在受不起那个惊吓。新换了个会计叫刘宝贵，由于是个新手业务不熟，所以年终结算总是算不完。社员们有些急了，要求让刘永福帮忙。不得已胡队长再次启用刘永福。帐目很快就算清了，每十分工核六毛钱。起先社员们不敢相信以为算错了，等后来证实确实如此，生产队里一下子沸腾了，这可真是个丰收年啊！然后根据每家每户工分的多少按人七劳三的比例核算各户的盈余和亏损，大多数的社员都是余钱户。他们领了钱，高高兴兴地置办年货。但也有少数几个亏钱的，杨树平就是其中的一户，他家人口多劳动力少，干了一年下来不但分不到一分钱，还亏二十六块多。胡队长见自己的政绩斐然，不觉踌蹰满志忘乎所以，他一声令下凡是所有的亏钱户不交钱就不分给粮食。杨树平没有钱自然也就分不到粮食，于是刘永福就把自己余的钱拨给了他，并在事后坚决地不要了。为了一视同仁，他又给郭秀兰他们买了同样多钱的东西。刘永福就是这样的人，自己省吃俭用想法挣钱，但在大事上他决不含糊敢泼血本。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干大事的人。郭秀兰和杨桂花得了刘永福的那么多的好处，自然对他的儿子更是上心，宁可让自己的孩子少吃也不肯让刘永福的儿子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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