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先生的《罗刹海市》让更多国人知道有个叫维特根斯坦的老外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繁复精深，而其生活做人又走向另一端，简单至极。
维特根斯坦原本可以很贵族地舒服一生，因为他老爸卡尔银子多，并且不是一般的多，奥地利的钢铁大王，富可敌国，家是城堡庄园，三角钢琴还有七部。卡尔死去，24岁的维特根斯坦决定将分到的300多万英镑遗产捐出，捐个精光。为了确保自己的账户分文不剩，维特根斯坦一遍又一遍地跟银行会计进行精确核算，这让负责分配遗产的公证人员连呼看不懂。
维特根斯坦执意要将身上包括财富在内的一切有形无形的“累赘”统统去掉，他追求活得简单。
维特根斯坦穿得简单。他所有衣着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大路货，一部分还来自地摊。虽是公认的帅哥，但维特根斯坦从不装扮自己，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不戴帽子。剑桥圈子的精英们习惯衣冠楚楚，就像他的老师罗素那样一丝不苟地终日正装加身。维特根斯坦成为剑桥的教授入圈之后依旧我行我素，衣着随便，衬衫上面的第一粒扣子总是不扣。三一学院有回聚餐，人家西装革履，穿戴光鲜，维特根斯坦却“不合群”，他没打领带、没扣好衣扣，这成何体统?“领导”看着不痛快，动肝火批评了他几句。为什么要“装模作样”穿得一本正经?维特根斯坦不以为然，从此就与这聚餐地“古德拜”了。
维特根斯坦吃得简单。朋友跟他一起共进晚餐，留下的记忆除了“粗制的面包以及黄油和可可”，别无他物。他晚年每每与房东贝文太太散步至小酒馆，常点两杯葡萄酒，一杯赠给贝文太太，他自己的那杯则饶有兴趣地倒进盆栽里。
维特根斯坦住得简单。他一段时间的住处里有两把帆布椅和一把普普通通的木椅，中间搁着一个老式的取暖铁炉，卧室有一张帆布床，书房里有一个用来存放手稿的铁皮柜，一张方桌权充写字台。这在他一生的所有居所中堪称“奢华”。在山村小学任教期间，他住一间小屋，墙壁刷白之外，就是一张床，一个洗脸池，一张小桌子，一把直椅，仅此而已。
维特根斯坦曾经帮他姐姐玛格丽特在维也纳设计建造了一幢风格独特的楼房，他去掉原先图纸上一切无用的部分，拒绝一切装饰，只留下具有明确功能的设计。简单实用是头等大事。
在离开哲学的王国，去奥地利维也纳南面的特拉腾巴赫等贫困山村开始国民小学教师生涯前，维特根斯坦本可以选择离城稍近些的学校，但他感觉沾有城市味，山村烟火气不足而断然拒绝。他去乡村就是为了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从事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维特根斯坦与人相处也简单。
当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去拜见名满天下的大教授罗素时也没多少客套，他直来直去地质疑罗素权威著作里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博士论文答辩的场景让人目瞪口呆。主考官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观点产生了疑问。维特根斯坦对此做了将近5分钟的解释。说完，维特根斯坦走到罗素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介意，我知道你永远都搞不懂这些问题的。”这样的举动在常人眼里无疑是狂妄自大，但维特根斯坦就这样心口如一地简单，并且罗素也认了，论文只扣一分，得九十九!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出版，罗素自告奋勇，成为这部书出版的策划人，并为这部书写了洋洋洒洒的序言。书出版了，意想不到的是维特根斯坦非但不言谢，反而抱怨罗素，说罗老师根本就没有读懂他的论文，在那里瞎写一气。罗素听了没有脾气，也不后悔自己所为，他理解弟子的简单。
《逻辑哲学论》出版后，维特根斯坦想得也简单。他以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已解决，天下没有哲学家什么事了。于是他选择去山村小学当老师。维特根斯坦的小学教师当得同样简单。他要求学生像要求自己一样严格。体罚在当时本是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别人耳光打肿了没出事，但维特根斯坦一次上课体罚了几个学生，结果有学生很聪明地表演“失去知觉”，家长把他告上法庭，最后虽判无罪，但6年的小学教师生活最终以落荒而逃黯然收场。
在接替摩尔成为剑桥的终身教授之后，维特根斯坦本可以很有尊严地享受名利直至终老，但他不能忍受圈子里的矫揉造作和煞有介事的“复杂”，不喜欢那些社会精英浮在面子上的装模作样与“形式大于内容”。
维特根斯坦“单纯”地认为，一个人只有对社会或者他人有贡献，只有真正的劳动者，才有资格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生活资料。托尔斯泰描绘的苏联寄托着他的理想。于是，他想去苏联定居，并为此系统学习了俄语。待到办出国签证，签证官告诉他：“去苏联后，你要么去莫斯科大学教哲学，要么去咯山大学教哲学。”维特根斯坦很生气，他去就是图的到农村或者工厂里从事体力劳动。如此，去苏联也就泡汤。
临终前几天，朋友贝文医生对维特根斯坦说：“你只能再活几天了。”他大声回答了一个字：“好!”简单干脆!在去世前的清醒时刻，他请贝文夫人转告：“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也许，人们并不懂维特根斯坦听从内心的召唤而漂泊一生的“美好”。
美好，做一回自己!
简单的美好，我们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