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公园七百六十年春天，杜甫拄着拐杖，穿着破旧的单衣，独自步行十余里，来到武侯的祠堂。在相距五百二十六年之后，与心目中景仰的伟人隔空相望，泪湿衣裳。虽然两人，一个开基立业，功成名就，一个穷困潦倒，壮志未酬；但有一点两人又是相通的，那就是都有一颗立德立功，报国忧民的心胸。诸葛亮有“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建树，而杜甫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
只不过天意弄人，杜甫虽出身名门，“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却两次应试不第，寓居长安，凭借献诗作赋才博得一个小官。可他的心中仍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愿望，不肯在世俗的浮华中消沉颓丧。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总有积极出仕，报国安民的之志。只是战乱平地起，国难骤雨急。在安禄山攻破长安之后，一个瘦弱文静无权无势的文人，又何以力挽狂然，救国救民。除了颠沛流离，除了用一支秃笔来抒写内心的愤激，再就是无可奈何深深叹息。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沉沉的忧愤，稀疏了诗人的花发，消瘦了诗人的韶华。当杜甫辗转流离，自剑门关进入蜀地，已是形销骨立，精神沉郁。幸好，在彭州刺史高适和西川节度使裴冕的帮助下，杜甫在浣花溪畔盖了几间草屋，开垦菜园和稻田几亩，暂时有了栖身之处。清清的溪水潺潺流淌，修竹茂密，梅树芳香。有白米可以保暖充饥，有白茅可以遮风挡雨。稻田中点点新绿，溪水中条条游鱼。这样的景色，这样的生活，让一个遭受战乱，历经落魄和颠簸的人，顿觉闲逸，倍感温馨。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有老友来访，便对饮开怀，以粗茶浊酒相待。“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无杂事缠身，便倚杖篱门，静观燕鸥相亲。那种闲逸和安稳，总算让杜甫能够沉静下来，修养身心写诗作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夜喜雨，“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江畔绝句，都从诗人的心里汩汩地流出来，都在诗人的笔下勃勃地盛开。
我们第一次，从一个现实主义大师的纸墨里，嗅到了浪漫主义的气息。体味到了陶潜那样的清雅，王维那样的隐逸。可杜甫毕竟不是陶渊明，毕竟不是王右丞；他的心中仍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郁闷，仍有“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的悲痛。他无时不盼望着官兵收复河南河北，不盼望着唐肃宗回到长安城。那种消瘦病弱却仍旧忧国忧民的形象，被后人铭刻在了成都的草堂，令无数文人志士为之题咏，为之敬仰。
进入正门，跨过小石桥，那通堂式大廨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长长的对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这副对子原本是清代顾复初题写，只可惜岁月流逝，风雨侵蚀，不见了原来的墨迹。现存的字迹，是解放后书法家邵章所题。
穿过草堂大廨，后面的诗史堂中有杜甫的黄铜塑像，朱德、陈毅、叶剑英、郭沫若的题词，挂于墙壁之上。清末名臣沈葆桢题的那副对子，“地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更是将诗圣和武侯并列在一起，让人无限追忆，无限惋惜。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刘海粟、吴作人、李苦禅等国画大家，也为草堂作了许多意境深幽的“杜甫诗意画”。
北宋黄庭坚等人发起的“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南宋诗人陆游，也对杜甫无限崇敬。故此清代嘉庆年间，杜甫草堂翻修之后，就将黄庭坚和陆游的塑像立于诗圣两旁，称之为“三贤堂”。足见后人对诗圣的深深怀念，无限敬仰。古代诗人能有如此之影响者，恐怕也只有杜甫一人了。为何？因为“诗言志，歌咏言”，诗歌就应该抒发诗人的志向和理想，吐露诗人的情感和衷肠。为现实而作，为国民而歌，如此喷涌而出的才是艺术，才是诗歌。我们现在的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朦胧晦涩，自我玩乐，和诗圣的作品相比，怎能称之为诗歌呢？浪费时间和纸张罢了。
出于敬重，出于怀念，后世对诗人的草堂不断翻修重建，现在已占地三百亩，堂、祠、亭、轩，搭盖了数十间。竹林葱郁，古松参天，香楠挺拔，梅树清寒。石径幽深，红墙蜿蜒，溪水潺潺，游廊回环。置身其间，有园林之清幽，有草木之清秀；若在古人的诗歌中漫步，若在古诗的意境种畅游。与瘦弱的诗人携手，在这浣花溪畔漫走。可以驻足，可以回首，可以听诗人轻轻诉说，可以和诗人坐于竹林间，畅饮黄米的浊酒。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时光如箭，如轻舟飞过万重山，转眼已是一千三百年。我想，以前的草堂绝对不是这个样，只不过茅屋三五间，红梅七八棵，修竹十余行。一家数口仅可容身于白茅之下，仅能温饱于薄田之间。若是旱涝之年，则会忍受饥寒；若是狂风暴雨，则是屋漏连绵。即便茅屋为秋风所破，雨湿衣衫，布衾冰冷，娇儿恶卧，我们的诗人仍然挂念着天下的贫寒者。痴想着能有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怎样的诗歌，这是怎样的品格？潦倒落魄，却依然牵挂着黎民故国。衣不蔽体，却依然用一杆瘦瘦的毛笔，抒写着自己的胸臆，抒发着自己的忧悒。
这就是一个文人的担当，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志气。千古诗圣，不负盛名。
当现在的我们，当现在的文人墨客走进这清幽安静的草堂，内心深处是否会复活两个字，叫做“担当”？当我们瞻仰着诗圣清瘦的画像，日渐庸俗的心灵和思想，是否感觉到羞愧难当？翻开语文课本，我们的孩子仍在肆意涂鸦诗圣的形象，并且堂而皇之地展示在网络上。对历史，对圣人，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肆意践踏毫无敬仰。对先人亵渎冷漠，而又沉迷于无厘头的享乐，无节制的造作，难道这就是一个优秀民族的后人么？
看看现在的文章，读读现在的诗歌，又有几行文字是真情流露的，忧国忧民的。洋洋洒洒浩如烟海的所谓文章，只不过是无关痛痒的文字，只不过是麻痹心灵的鸡汤。互相吹捧，追利逐名，言之无物，假大而空。愧对诗圣的律诗绝句，愧对汉字的方方正正。笔尖虽比毫毛刚硬，文字却柔弱不堪，浮华平庸。国有难，而不愿为之呐喊；民有苦，而不敢为之哭诉。写作技巧满脑，华丽辞藻满腹，却不能拂去尘土，展示这世界的真面目；却不敢深入皮肤，刺中这世界的白骨。
这浣花溪畔的草堂，依旧安静地卧着。修竹苍翠，松柏参天，流水溅溅，屋舍俨然。只是诗人已经远去，空留遗像在这草堂里。那些诗篇文章虽然光芒万丈，却不能激励世人去品读去效仿。虽然游客络绎不绝熙熙攘攘，却感觉这草堂是寂寞的地方，听不见诗人登高而歌迎风吟唱，沉郁顿挫，字字铿锵。独自穿过大廨、诗史堂、工部祠，独自徘徊在竹林间的小路上，忽有圣人的诗意萦绕心头：“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诗人从河南巩县出发，遍游齐、赵、晋、秦，游历山水，浪迹天涯。寄居长安十年，科举不第，入仕无门，穷困潦倒，空怀一颗报国济世之心。怎奈盛世已去，战乱纷纷，身不由己，如蓬草一般随风飘落至剑门。辗转数千里，方在浣花溪畔结庐种竹，有了安生之处。虽只有短短四年，却写下诗歌二百四十余篇，与蜀地和武侯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想，在诗人贫病交加客死于湘江时，在那渺茫的江面上，在那孤独的小舟上，他定然想起了那给了他短暂安静的草堂。而现在日日安逸的我们，天天抓着大把时光，肆意挥霍的我们，又写出了怎样的文章？又如何面对那简陋破败的草堂？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公园七百六十年春天，杜甫拄着拐杖，穿着破旧的单衣，独自步行十余里，来到武侯的祠堂。在相距五百二十六年之后，与心目中景仰的伟人隔空相望，泪湿衣裳。虽然两人，一个开基立业，功成名就，一个穷困潦倒，壮志未酬；但有一点两人又是相通的，那就是都有一颗立德立功，报国忧民的心胸。诸葛亮有“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建树，而杜甫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
只不过天意弄人，杜甫虽出身名门，“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却两次应试不第，寓居长安，凭借献诗作赋才博得一个小官。可他的心中仍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愿望，不肯在世俗的浮华中消沉颓丧。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总有积极出仕，报国安民的之志。只是战乱平地起，国难骤雨急。在安禄山攻破长安之后，一个瘦弱文静无权无势的文人，又何以力挽狂然，救国救民。除了颠沛流离，除了用一支秃笔来抒写内心的愤激，再就是无可奈何深深叹息。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沉沉的忧愤，稀疏了诗人的花发，消瘦了诗人的韶华。当杜甫辗转流离，自剑门关进入蜀地，已是形销骨立，精神沉郁。幸好，在彭州刺史高适和西川节度使裴冕的帮助下，杜甫在浣花溪畔盖了几间草屋，开垦菜园和稻田几亩，暂时有了栖身之处。清清的溪水潺潺流淌，修竹茂密，梅树芳香。有白米可以保暖充饥，有白茅可以遮风挡雨。稻田中点点新绿，溪水中条条游鱼。这样的景色，这样的生活，让一个遭受战乱，历经落魄和颠簸的人，顿觉闲逸，倍感温馨。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有老友来访，便对饮开怀，以粗茶浊酒相待。“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无杂事缠身，便倚杖篱门，静观燕鸥相亲。那种闲逸和安稳，总算让杜甫能够沉静下来，修养身心写诗作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夜喜雨，“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江畔绝句，都从诗人的心里汩汩地流出来，都在诗人的笔下勃勃地盛开。
我们第一次，从一个现实主义大师的纸墨里，嗅到了浪漫主义的气息。体味到了陶潜那样的清雅，王维那样的隐逸。可杜甫毕竟不是陶渊明，毕竟不是王右丞；他的心中仍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郁闷，仍有“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的悲痛。他无时不盼望着官兵收复河南河北，不盼望着唐肃宗回到长安城。那种消瘦病弱却仍旧忧国忧民的形象，被后人铭刻在了成都的草堂，令无数文人志士为之题咏，为之敬仰。
进入正门，跨过小石桥，那通堂式大廨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长长的对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这副对子原本是清代顾复初题写，只可惜岁月流逝，风雨侵蚀，不见了原来的墨迹。现存的字迹，是解放后书法家邵章所题。
穿过草堂大廨，后面的诗史堂中有杜甫的黄铜塑像，朱德、陈毅、叶剑英、郭沫若的题词，挂于墙壁之上。清末名臣沈葆桢题的那副对子，“地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更是将诗圣和武侯并列在一起，让人无限追忆，无限惋惜。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刘海粟、吴作人、李苦禅等国画大家，也为草堂作了许多意境深幽的“杜甫诗意画”。
北宋黄庭坚等人发起的“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南宋诗人陆游，也对杜甫无限崇敬。故此清代嘉庆年间，杜甫草堂翻修之后，就将黄庭坚和陆游的塑像立于诗圣两旁，称之为“三贤堂”。足见后人对诗圣的深深怀念，无限敬仰。古代诗人能有如此之影响者，恐怕也只有杜甫一人了。为何？因为“诗言志，歌咏言”，诗歌就应该抒发诗人的志向和理想，吐露诗人的情感和衷肠。为现实而作，为国民而歌，如此喷涌而出的才是艺术，才是诗歌。我们现在的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朦胧晦涩，自我玩乐，和诗圣的作品相比，怎能称之为诗歌呢？浪费时间和纸张罢了。
出于敬重，出于怀念，后世对诗人的草堂不断翻修重建，现在已占地三百亩，堂、祠、亭、轩，搭盖了数十间。竹林葱郁，古松参天，香楠挺拔，梅树清寒。石径幽深，红墙蜿蜒，溪水潺潺，游廊回环。置身其间，有园林之清幽，有草木之清秀；若在古人的诗歌中漫步，若在古诗的意境种畅游。与瘦弱的诗人携手，在这浣花溪畔漫走。可以驻足，可以回首，可以听诗人轻轻诉说，可以和诗人坐于竹林间，畅饮黄米的浊酒。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时光如箭，如轻舟飞过万重山，转眼已是一千三百年。我想，以前的草堂绝对不是这个样，只不过茅屋三五间，红梅七八棵，修竹十余行。一家数口仅可容身于白茅之下，仅能温饱于薄田之间。若是旱涝之年，则会忍受饥寒；若是狂风暴雨，则是屋漏连绵。即便茅屋为秋风所破，雨湿衣衫，布衾冰冷，娇儿恶卧，我们的诗人仍然挂念着天下的贫寒者。痴想着能有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怎样的诗歌，这是怎样的品格？潦倒落魄，却依然牵挂着黎民故国。衣不蔽体，却依然用一杆瘦瘦的毛笔，抒写着自己的胸臆，抒发着自己的忧悒。
这就是一个文人的担当，这就是一个诗人的志气。千古诗圣，不负盛名。
当现在的我们，当现在的文人墨客走进这清幽安静的草堂，内心深处是否会复活两个字，叫做“担当”？当我们瞻仰着诗圣清瘦的画像，日渐庸俗的心灵和思想，是否感觉到羞愧难当？翻开语文课本，我们的孩子仍在肆意涂鸦诗圣的形象，并且堂而皇之地展示在网络上。对历史，对圣人，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肆意践踏毫无敬仰。对先人亵渎冷漠，而又沉迷于无厘头的享乐，无节制的造作，难道这就是一个优秀民族的后人么？
看看现在的文章，读读现在的诗歌，又有几行文字是真情流露的，忧国忧民的。洋洋洒洒浩如烟海的所谓文章，只不过是无关痛痒的文字，只不过是麻痹心灵的鸡汤。互相吹捧，追利逐名，言之无物，假大而空。愧对诗圣的律诗绝句，愧对汉字的方方正正。笔尖虽比毫毛刚硬，文字却柔弱不堪，浮华平庸。国有难，而不愿为之呐喊；民有苦，而不敢为之哭诉。写作技巧满脑，华丽辞藻满腹，却不能拂去尘土，展示这世界的真面目；却不敢深入皮肤，刺中这世界的白骨。
这浣花溪畔的草堂，依旧安静地卧着。修竹苍翠，松柏参天，流水溅溅，屋舍俨然。只是诗人已经远去，空留遗像在这草堂里。那些诗篇文章虽然光芒万丈，却不能激励世人去品读去效仿。虽然游客络绎不绝熙熙攘攘，却感觉这草堂是寂寞的地方，听不见诗人登高而歌迎风吟唱，沉郁顿挫，字字铿锵。独自穿过大廨、诗史堂、工部祠，独自徘徊在竹林间的小路上，忽有圣人的诗意萦绕心头：“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诗人从河南巩县出发，遍游齐、赵、晋、秦，游历山水，浪迹天涯。寄居长安十年，科举不第，入仕无门，穷困潦倒，空怀一颗报国济世之心。怎奈盛世已去，战乱纷纷，身不由己，如蓬草一般随风飘落至剑门。辗转数千里，方在浣花溪畔结庐种竹，有了安生之处。虽只有短短四年，却写下诗歌二百四十余篇，与蜀地和武侯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想，在诗人贫病交加客死于湘江时，在那渺茫的江面上，在那孤独的小舟上，他定然想起了那给了他短暂安静的草堂。而现在日日安逸的我们，天天抓着大把时光，肆意挥霍的我们，又写出了怎样的文章？又如何面对那简陋破败的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