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40多年前的冬天，我带着妻儿离开老屋，搬迁到集镇附近安家落户。
在老屋居住过的几代人，我是头一个逃离祖居的外迁户。临近搬迁之日，我的心情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从糠箩跳进米箩里，这本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母亲看到我心事重重的样子，心里也不踏实。
离开老屋这天凌晨，母亲在古井边淘菜备办早餐，我去挑水。母亲在井边劝我要懂得珍惜，把往后日子过好。
我的新家离老家也不很远。启程这天，我心里还是免不了背井离乡的伤感。
早饭后，我随着搬家队伍转过两道湾，翻过一座山，爬上了老屋斜对面的雷打包垭口。传说这垭口是雷神为湾里人打开的一条出山路，祖祖辈辈一直把这垭口叫雷打包。
我再一次回望湾里的老屋，送行的亲人们三三两两回屋烤火去了。只有母亲还冒着刺骨的寒风，站在老屋旁边路口向我们招手。
我知道母亲舍不得我们，更舍不得她那白胖胖的小孙子。母亲一直要守望我们翻过了雷打包垭口，才肯回屋去。
母亲身后的连五间老屋被竹树环抱着，一缕缕浅蓝色炊烟在瓦面上随风摇曳，构成了母亲在炊烟下守望儿孙的珍贵画面。几十年来，这幅画面一直定格在我心里。
我是看着老屋的炊烟，闻着炊烟的味道长大成人的。此刻，我凝望着老屋的炊烟和炊烟下守望的母亲，一时百感交集！
想到今日一别，我再回老屋已成匆匆过客；想到母亲深夜为准备离别早餐熬红的双眼；想到母亲在井边千叮咛万嘱咐……我忍不住泪眼朦胧，挥手大声呼喊母亲：“妈快回屋去——外面天冷！”母亲才一步一回头慢慢离去。
望着母亲佝偻的背影，我再一次面对老屋轻声喊道：“别了，我的亲人！别了，老屋的炊烟！”
人这一生最难舍的是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在我离开老屋之前的十年里，父母在这路口，先后送别了5个女儿出嫁；在我离开老屋之后的十几年里，父母也是在这路口，先后送别了几个儿子远行：老幺去武汉上大学，老三两口子到鄂中京山落户，老二两口子南下千里之外打工。一次次送别，虽然都很伤感，但父母心里还是温暖的。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儿女们一旦长大成人，就得各奔前程，就像青石板上炒黄豆，熟了一颗蹦一颗。只有老屋不灭的炊烟，终年四季陪伴我们的父母不离不弃。
二
离开老屋几年后，我进城参加了工作。每逢过年或父母生日，我从城里赶回老家团聚。爬上雷打包垭口，看到湾里的老屋飘着炊烟，我心里就免不了一阵激动，多少往事随着袅袅炊烟涌上心头——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老屋是见不到炊烟的，不仅我家老屋没有炊烟，湾里家家户户也不冒炊烟。
那些年，男女老少一日三餐都在生产队食堂就餐。进入食堂之前，每家每户柜子、坛子里的存粮，被刨根搂底搜出来，连同大人小孩的一张张嘴巴，一股脑儿交给了公共食堂，从此家家户户就不用开烟火了。
1957年刚进食堂那会儿，人人可以敞开肚皮吃喝。第二年本来是个丰收年景，可是劳力被集中炼钢铁、修水库，眼看着水稻烂在田里，包谷、杂粮烂在地里。一年粮食不归仓，食堂就招架不住了，只好改为凭票定量就餐。社员们悔不该当初脑壳发热，把家中粮食都交食堂了。
食堂就餐定量标准，是按劳力等级和老人小孩划分的。我们小学生每餐2两粮食，蒸在一个小饭钵里。每天放学回来，我们要先到食堂后面柴棚子山上扛回木柴，再去食堂领钵钵饭。
母亲是二等劳力，每餐半斤粮食有一半钵饭。父亲在大队当会计经常不着家，母亲总是担心我们5姊妹吃不饱，每餐给这个撬一坨，那个撬一点，自己饭钵里就剩得不多了。
雷显福是个心直口快的“婆婆嘴”。她每回看到母亲像雀鸟投食喂幼崽那样，总要唠叨几句：“真是儿多母苦啊！老四媳妇，你只顾几个娃，也得顾你个人唦，不信你去照镜子，脸上肿泡咯！”
母亲晓得“婆婆嘴”说的实话。食堂不只是吃不饱饭，还一日三餐不沾油腥，队里也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所幸无一人死亡。
母亲看着我们几姊妹，对“婆婆嘴”说：“你看这高个矮个的，正是吃长饭的年纪，吃不饱饭，他们啷个得长个子唦？”
“婆婆嘴”老两口一生无儿无女，也难怪她从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舔犊之情。
傍晚，食堂又开始做午夜餐了，本队还有社员在水库工地，连夜打夯筑坝要吃饭。
食堂的炊烟被晚风压弯了腰，漫过院坝外的竹林，钻进了暮霭里。湾门口水库大坝上，打夯的号子一浪接一浪。
生产队绝大部分人在食堂吃不饱饭，可是队长会计和炊事员吃得油光满面。有段顺口溜形容道：“天干不干近水田，饿饭不饿炊事员。队长会计来监厨，要吃好的锅边转。”
三
1962年底，我们吃了5年的公共食堂下放到户。湾里炊烟四起，一派烟火人家气象。
那时供销社的火柴只卖两三分钱一盒，不是农户舍不得买，而是湾里人祖祖辈辈习惯了自留火种。每天家庭主妇出门前，都要把一节燃烧的火柴头埋在灶膛或火塘的热灰里。
收工回家，掏出预埋的火柴头，架上干柴茅草，用吹火筒卯足劲儿吹，柴头就燃烧起来了。
预埋火种看似简单，埋深了火柴头容易熄火，埋浅了火柴头会燃烧起来，甚至还会引起火灾。
要是火柴头熄了火，就要到院子或更远的人家接火。母亲平时做事很细心，预埋的火柴头很少有吹不燃的时候。春夏秋冬，老屋上下院子的婶娘、嫂子们，经常到我们家接火。
在我们老家，各家各户相互接火，是祖辈传承下来的一种习俗，是邻里互帮互助的一种风尚，也是家庭主妇在一起述说家长里短，乡里乡亲交流感情的机会。
食堂下放，正赶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虽说前些年食堂吃不饱，毕竟一日三餐没断炊。遇上连续大灾之年，家家户户经常开不起烟火。
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吃过母亲苦心操办的“代食品”：吃过米糠做的年夜饭，吃过野菜鹅儿肠掺包谷糠，吃过包谷叶熬的淀粉，吃过枇杷树皮、野生红籽做的粑粑，还吃过观音泥烙的饼子。观音泥是制作陶瓷的高岭土，吃了这种泥巴，几天几夜解不出大便。
我们一大子家人，就依靠母亲这些“无米之炊”，居然在大灾之年活过来了！哪怕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那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当然也有人没有我们幸运。有一天，我姑爷上街赶场，饿得实在走不回去了，打算就近到老屋我奶奶家找一口饭吃。傍晚时分，姑爷还没翻过雷打包垭口，就倒在了路上。
我们的出山之路雷打包垭口，成了姑爷迈不过的一道生死线！
姑爷投奔老屋求食保命未如愿，死后就葬在老屋后边。60多年来，每逢过年和清明节，我们要到姑爷坟墓前烧香挂清飘。想起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死里逃生的我们对粮食油然而生敬畏。
四
连续大灾之年刚刚熬出头，大跃进年代开工的新四河水库竣工蓄水，我们生产队100多亩稻田沉入了水底。
眼看坝上的当家田成了一片汪洋，湾里人一个个心疼得不得了，参加过修建水库的社员们，蹲在岸边失声痛哭。
由于灌渠长，设计建造落后，总库容46万多立方米的新四河水库，几十年一直没有发挥过灌溉效益，成了“白天照太阳，夜晚照月亮”的镜子。近几年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将水库改造成了集镇备用水源。
山上那些贫瘠的挂坡地，最怕天干；湾里那些阴山冷浸田，又巴不得天天晒太阳。真的让老天爷左右为难！正如古代江南有首诗形容的那样：“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盼落雨，采桑妹妹望晴天”。
生产队失去了旱涝保收的当家田，“望天收”的挂坡地和冷浸田广种薄收甚至无收，全队100多张嘴巴只能靠天吃饭。
公社减征了我们生产队大部分余粮，但公粮是皇粮国库不能赦免。怪只怪大跃进年代基层虚报产量，后来按产定购，我们湾里人才晓得吃了浮夸的“哑巴亏”。
即便最好的年成，每月人平均基本口粮也不到10公斤。我们家里人多劳力少，分不到工分粮，只得到基本口粮。
每年开春，公社给库区安排一批返销粮度春荒，但数量很少。公社要求生产队，返销粮必须按照家庭实际缺粮状况分配到户，不允许平均分配“撒胡椒面”。
每次返销粮指标一下来，生产队召开群众会自报公议，分配到户。会上吵成一锅粥，真正缺粮断炊的家庭在叫苦，没有断炊的家庭也跟着叫穷，并且叫得更凶。这个说我家里快揭不开锅了，那个说我明天只有一顿早饭啦，甚至有人说今晚上就是饿着肚子来开会的。每开一次会，要扯到半夜鸡叫，有时甚至熬到窗外发白。
五
那些年，每到夏粮收获之前要闹春荒；秋粮上场之前闹夏荒，最难熬的还是春荒。
母亲是一个外表温柔，内心急躁的家庭主妇，常常为一大家子人的生活着急发愁。父亲却总是一副顺其自然的心态：“接二连三的大灾大难都熬过来哒，还怕眼前的小坎坷？”母亲常常嗔怪父亲是天塌下来不着急的“万年宽”。
生产队为了照顾我们家大口阔的缺粮户，安排母亲在家给集体放牛养猪，这样既照顾了家庭，又挣到了工分。
每年春荒季节，母亲带我和二弟上山“开地仓”挖蕨根，加工成根粑代替口粮。可是我们湾里主要是红砂泥地带，生长蕨根的山场少，而且“开地仓”毁坏山林，上面禁止大量开挖。
每年打霜下雪天，母亲带我们转战另一个山场，打红籽（书名火棘果）填补过冬粮。
红籽在古代有“救军粮”、“救命粮”的说法。东汉末年，曹操的军队粮草断绝，士兵就靠采摘红籽充饥，侥幸走出了绝境。
“救军粮”的故事毕竟只是传说，打红籽当饭吃，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经历过的。
红籽大多生长在荆棘丛生的密林里。母亲让我头顶筛子蹲下地，她挥舞木棍敲打红籽树枝丫，一簇簇红籽便“哗啦哗啦”落到筛子里。
起先我们专打阳山的红籽苦涩味少些。眼看打红籽的人越来越多，还有成群结队的雀鸟，“叽叽喳喳”围上来争食红籽，我们就顾不得阴山阳山了。
红籽树上长满尖利的刺，我们打一天红籽，不是衣服被划破，就是双手被刺伤。山上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身上火烧火燎地疼痛。有时候红籽树上的雪凌落进衣领，冻得浑身筛糠打牙瞌。常言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向大自然索取，原来也要付出代价。
母亲将采回来的红籽用石磨推成浆，拌一点包谷面，经过一夜发酵，蒸熟成黄里透红的红籽粑粑，味道甜中带涩，酸溜酸溜的，很好吃。
大人上工，学生上学都要赶早，母亲就把冷冻的红籽粑粑放在火塘里烤酥烤脆，充当早餐节省一顿饭。每年冬天，母亲要留一部分红籽晒干磨面，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代替口粮。
老辈人讲：“蔬菜能抵半年粮”。母亲盘算来盘算去，靠根粑和红籽度春荒，不如青菜吃得长。我们家自留地每年除了种点葱蒜小菜，全都种上了四月青菜和洋芋。
四月青菜头年秋天植苗，次年春回地暖开始蓬勃生长。这种四月青菜的叶片大如蒲扇，茎片宽而厚实，而且营养丰富。盛产期，每兜要撑开筛子大一盘。
母亲每天早上摘回一大背篓四月青菜，淘洗干净倒进开水锅里，焯水后捞出来切细，掺和两碗包谷面粉，煮成一大锅青菜粥，我们一大家子，一人两碗就见了底。年复一年，四月青菜成了我们家的“救命粮”。
洋芋出来后，我们家白天两顿光洋芋，晚上水煮洋芋片。我们学生参加队里文艺节目排练。深夜回家一进门，听母亲说锅里留了洋芋片，我们心里好像吃了“定心丸”。揭开热烙烙的锅盖，辣椒、花椒、姜片和葱花蒜苗的香味扑鼻而来。一人一碗水煮洋芋片，谁也不得多吃多占。
六
冬天，我又一次回老家看望父母。
母亲依然在灶门口忙碌着。灶膛里的炊烟通过烟囱袅袅升空，灶膛里的火光照映母亲脸庞，昔日的愁容变成了喜悦。
母亲这一生几乎跟炊烟相伴，炊烟是她生命的主旋律。几十年岁月变幻，母亲生命的旋律时而忧伤，时而欢欣。
我接过母亲手里的火钳，往灶膛里架柴。在煤油供应困难的年代，我从小守在灶门口看书，养成了守灶门的习惯。往灶门前一坐，就好像回到了灶门口看书那些温馨的岁月。
母亲一边在灶上忙活一边谈家常。我从母亲和父亲的家常话里，知道了老人现在为何这般高兴。
原来，县粮食局工作队年初住进我们村。工作队在群众大会上讲，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次县委县政府派工作队进村，不是来扯瓜拔苗，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是帮助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让家家户户有饭吃，有肉吃！
工作队进村入户调查发现，社员房前屋后那些鸡鸭糟蹋地块，树荫地块，还有远处零星边角地块，很有增产潜力。长期以来，这些地块集体种不好也管不好，不如划给各家各户“自由种植，自主管理，谁种谁受益”，增加社员的口粮和猪饲料。
那期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风还没吹进山旮旯。工作队采取划分“大窝土”栽“大窝苕”的办法，扩大社员自留地。在当时“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抵门杠’”的左倾思想桎梏下，工作队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如果工作队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胆识，也是不敢越雷池的。
在生产上，工作队一手抓肥料组织供应，一手抓耕作制度改革。过去社员们习惯种“懒庄稼”，在包谷追施托肥关键季节，把化肥往包谷蔸一撒，再搭上一锄土。为了改变这种粗放耕作习惯，工作队员跟班下地，督促社员挖窝施肥，垒行壅蔸，既收到了保土保湿保肥的效果，又能预防包谷大面积倒伏。
工作队进村头一年，就取得了吹糠见米的收益：集体粮食增产，社员“大窝地”红苕洋芋丰收，群众有了饱饭吃，猪饲料也不发愁了。
随后工作队指导驻地村全面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改善了群众生活，兑现了工作队当初的承诺。
仓廪丰实，衣食无忧。几十年来为一日三餐愁白了头的母亲，终于露出了幸福甜蜜的笑容。
我们老屋上下院子的青壮年劳力大都是泥瓦工，他们走出雷打包垭口南下深圳，承包高速公路和市政工程建设挣了钱，在柏杨坝集镇和利川城里安了家，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新生活。
七
光阴荏苒。母亲离开我们16年了。母亲是离开老屋4年后的2008年春天去世的，那年母亲82岁。
母亲的人生，大部分是在忧愁中度过的。身材纤瘦羸弱的母亲，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把9个子女养大成人，现在想来是多么不容易！
母亲的心胸容纳了她一生的苦难，把她生命的内涵赋予子女身上，给了我们坦然面对人生坎坷，承受生活磨砺的坚韧性格和勇气。
每当看到老屋的炊烟，我总会联想起过去几十年岁月里，母亲在炊烟下的守望——年轻时，盼望儿女顺利长大成人；老了老了，盼望儿女常回家看看。
子欲孝而亲不在。如今我们回老家，老屋不见了，只剩下一地瓦砾和一坪荒草，还有旁边那口寂寞的老井。老屋四季袅袅炊烟不见了，在炊烟下守望的母亲也不见了，母亲对子女唠唠叨叨的关爱也听不到了。留给我们的只是沧桑的记忆。
如今我年纪越老，回忆越多，而且回忆总是离不开老家，离不开童年。那是因为，我在老家的童年时光，是在母亲的怀抱下，在母亲的守望中度过的。我对老屋的记忆，也大部分是童年那段苦涩而快乐的时光，虽然琐碎平凡，但却富有诗意。
老家，是我年轻时候一心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成了我落叶归根时回不去的家园。可是在我心里，老家依然是我寻求精神安宁的港湾，是我安放心灵的归处。
40多年前的冬天，我带着妻儿离开老屋，搬迁到集镇附近安家落户。
在老屋居住过的几代人，我是头一个逃离祖居的外迁户。临近搬迁之日，我的心情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从糠箩跳进米箩里，这本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母亲看到我心事重重的样子，心里也不踏实。
离开老屋这天凌晨，母亲在古井边淘菜备办早餐，我去挑水。母亲在井边劝我要懂得珍惜，把往后日子过好。
我的新家离老家也不很远。启程这天，我心里还是免不了背井离乡的伤感。
早饭后，我随着搬家队伍转过两道湾，翻过一座山，爬上了老屋斜对面的雷打包垭口。传说这垭口是雷神为湾里人打开的一条出山路，祖祖辈辈一直把这垭口叫雷打包。
我再一次回望湾里的老屋，送行的亲人们三三两两回屋烤火去了。只有母亲还冒着刺骨的寒风，站在老屋旁边路口向我们招手。
我知道母亲舍不得我们，更舍不得她那白胖胖的小孙子。母亲一直要守望我们翻过了雷打包垭口，才肯回屋去。
母亲身后的连五间老屋被竹树环抱着，一缕缕浅蓝色炊烟在瓦面上随风摇曳，构成了母亲在炊烟下守望儿孙的珍贵画面。几十年来，这幅画面一直定格在我心里。
我是看着老屋的炊烟，闻着炊烟的味道长大成人的。此刻，我凝望着老屋的炊烟和炊烟下守望的母亲，一时百感交集！
想到今日一别，我再回老屋已成匆匆过客；想到母亲深夜为准备离别早餐熬红的双眼；想到母亲在井边千叮咛万嘱咐……我忍不住泪眼朦胧，挥手大声呼喊母亲：“妈快回屋去——外面天冷！”母亲才一步一回头慢慢离去。
望着母亲佝偻的背影，我再一次面对老屋轻声喊道：“别了，我的亲人！别了，老屋的炊烟！”
人这一生最难舍的是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在我离开老屋之前的十年里，父母在这路口，先后送别了5个女儿出嫁；在我离开老屋之后的十几年里，父母也是在这路口，先后送别了几个儿子远行：老幺去武汉上大学，老三两口子到鄂中京山落户，老二两口子南下千里之外打工。一次次送别，虽然都很伤感，但父母心里还是温暖的。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儿女们一旦长大成人，就得各奔前程，就像青石板上炒黄豆，熟了一颗蹦一颗。只有老屋不灭的炊烟，终年四季陪伴我们的父母不离不弃。
二
离开老屋几年后，我进城参加了工作。每逢过年或父母生日，我从城里赶回老家团聚。爬上雷打包垭口，看到湾里的老屋飘着炊烟，我心里就免不了一阵激动，多少往事随着袅袅炊烟涌上心头——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老屋是见不到炊烟的，不仅我家老屋没有炊烟，湾里家家户户也不冒炊烟。
那些年，男女老少一日三餐都在生产队食堂就餐。进入食堂之前，每家每户柜子、坛子里的存粮，被刨根搂底搜出来，连同大人小孩的一张张嘴巴，一股脑儿交给了公共食堂，从此家家户户就不用开烟火了。
1957年刚进食堂那会儿，人人可以敞开肚皮吃喝。第二年本来是个丰收年景，可是劳力被集中炼钢铁、修水库，眼看着水稻烂在田里，包谷、杂粮烂在地里。一年粮食不归仓，食堂就招架不住了，只好改为凭票定量就餐。社员们悔不该当初脑壳发热，把家中粮食都交食堂了。
食堂就餐定量标准，是按劳力等级和老人小孩划分的。我们小学生每餐2两粮食，蒸在一个小饭钵里。每天放学回来，我们要先到食堂后面柴棚子山上扛回木柴，再去食堂领钵钵饭。
母亲是二等劳力，每餐半斤粮食有一半钵饭。父亲在大队当会计经常不着家，母亲总是担心我们5姊妹吃不饱，每餐给这个撬一坨，那个撬一点，自己饭钵里就剩得不多了。
雷显福是个心直口快的“婆婆嘴”。她每回看到母亲像雀鸟投食喂幼崽那样，总要唠叨几句：“真是儿多母苦啊！老四媳妇，你只顾几个娃，也得顾你个人唦，不信你去照镜子，脸上肿泡咯！”
母亲晓得“婆婆嘴”说的实话。食堂不只是吃不饱饭，还一日三餐不沾油腥，队里也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所幸无一人死亡。
母亲看着我们几姊妹，对“婆婆嘴”说：“你看这高个矮个的，正是吃长饭的年纪，吃不饱饭，他们啷个得长个子唦？”
“婆婆嘴”老两口一生无儿无女，也难怪她从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舔犊之情。
傍晚，食堂又开始做午夜餐了，本队还有社员在水库工地，连夜打夯筑坝要吃饭。
食堂的炊烟被晚风压弯了腰，漫过院坝外的竹林，钻进了暮霭里。湾门口水库大坝上，打夯的号子一浪接一浪。
生产队绝大部分人在食堂吃不饱饭，可是队长会计和炊事员吃得油光满面。有段顺口溜形容道：“天干不干近水田，饿饭不饿炊事员。队长会计来监厨，要吃好的锅边转。”
三
1962年底，我们吃了5年的公共食堂下放到户。湾里炊烟四起，一派烟火人家气象。
那时供销社的火柴只卖两三分钱一盒，不是农户舍不得买，而是湾里人祖祖辈辈习惯了自留火种。每天家庭主妇出门前，都要把一节燃烧的火柴头埋在灶膛或火塘的热灰里。
收工回家，掏出预埋的火柴头，架上干柴茅草，用吹火筒卯足劲儿吹，柴头就燃烧起来了。
预埋火种看似简单，埋深了火柴头容易熄火，埋浅了火柴头会燃烧起来，甚至还会引起火灾。
要是火柴头熄了火，就要到院子或更远的人家接火。母亲平时做事很细心，预埋的火柴头很少有吹不燃的时候。春夏秋冬，老屋上下院子的婶娘、嫂子们，经常到我们家接火。
在我们老家，各家各户相互接火，是祖辈传承下来的一种习俗，是邻里互帮互助的一种风尚，也是家庭主妇在一起述说家长里短，乡里乡亲交流感情的机会。
食堂下放，正赶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虽说前些年食堂吃不饱，毕竟一日三餐没断炊。遇上连续大灾之年，家家户户经常开不起烟火。
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吃过母亲苦心操办的“代食品”：吃过米糠做的年夜饭，吃过野菜鹅儿肠掺包谷糠，吃过包谷叶熬的淀粉，吃过枇杷树皮、野生红籽做的粑粑，还吃过观音泥烙的饼子。观音泥是制作陶瓷的高岭土，吃了这种泥巴，几天几夜解不出大便。
我们一大子家人，就依靠母亲这些“无米之炊”，居然在大灾之年活过来了！哪怕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那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当然也有人没有我们幸运。有一天，我姑爷上街赶场，饿得实在走不回去了，打算就近到老屋我奶奶家找一口饭吃。傍晚时分，姑爷还没翻过雷打包垭口，就倒在了路上。
我们的出山之路雷打包垭口，成了姑爷迈不过的一道生死线！
姑爷投奔老屋求食保命未如愿，死后就葬在老屋后边。60多年来，每逢过年和清明节，我们要到姑爷坟墓前烧香挂清飘。想起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死里逃生的我们对粮食油然而生敬畏。
四
连续大灾之年刚刚熬出头，大跃进年代开工的新四河水库竣工蓄水，我们生产队100多亩稻田沉入了水底。
眼看坝上的当家田成了一片汪洋，湾里人一个个心疼得不得了，参加过修建水库的社员们，蹲在岸边失声痛哭。
由于灌渠长，设计建造落后，总库容46万多立方米的新四河水库，几十年一直没有发挥过灌溉效益，成了“白天照太阳，夜晚照月亮”的镜子。近几年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将水库改造成了集镇备用水源。
山上那些贫瘠的挂坡地，最怕天干；湾里那些阴山冷浸田，又巴不得天天晒太阳。真的让老天爷左右为难！正如古代江南有首诗形容的那样：“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盼落雨，采桑妹妹望晴天”。
生产队失去了旱涝保收的当家田，“望天收”的挂坡地和冷浸田广种薄收甚至无收，全队100多张嘴巴只能靠天吃饭。
公社减征了我们生产队大部分余粮，但公粮是皇粮国库不能赦免。怪只怪大跃进年代基层虚报产量，后来按产定购，我们湾里人才晓得吃了浮夸的“哑巴亏”。
即便最好的年成，每月人平均基本口粮也不到10公斤。我们家里人多劳力少，分不到工分粮，只得到基本口粮。
每年开春，公社给库区安排一批返销粮度春荒，但数量很少。公社要求生产队，返销粮必须按照家庭实际缺粮状况分配到户，不允许平均分配“撒胡椒面”。
每次返销粮指标一下来，生产队召开群众会自报公议，分配到户。会上吵成一锅粥，真正缺粮断炊的家庭在叫苦，没有断炊的家庭也跟着叫穷，并且叫得更凶。这个说我家里快揭不开锅了，那个说我明天只有一顿早饭啦，甚至有人说今晚上就是饿着肚子来开会的。每开一次会，要扯到半夜鸡叫，有时甚至熬到窗外发白。
五
那些年，每到夏粮收获之前要闹春荒；秋粮上场之前闹夏荒，最难熬的还是春荒。
母亲是一个外表温柔，内心急躁的家庭主妇，常常为一大家子人的生活着急发愁。父亲却总是一副顺其自然的心态：“接二连三的大灾大难都熬过来哒，还怕眼前的小坎坷？”母亲常常嗔怪父亲是天塌下来不着急的“万年宽”。
生产队为了照顾我们家大口阔的缺粮户，安排母亲在家给集体放牛养猪，这样既照顾了家庭，又挣到了工分。
每年春荒季节，母亲带我和二弟上山“开地仓”挖蕨根，加工成根粑代替口粮。可是我们湾里主要是红砂泥地带，生长蕨根的山场少，而且“开地仓”毁坏山林，上面禁止大量开挖。
每年打霜下雪天，母亲带我们转战另一个山场，打红籽（书名火棘果）填补过冬粮。
红籽在古代有“救军粮”、“救命粮”的说法。东汉末年，曹操的军队粮草断绝，士兵就靠采摘红籽充饥，侥幸走出了绝境。
“救军粮”的故事毕竟只是传说，打红籽当饭吃，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经历过的。
红籽大多生长在荆棘丛生的密林里。母亲让我头顶筛子蹲下地，她挥舞木棍敲打红籽树枝丫，一簇簇红籽便“哗啦哗啦”落到筛子里。
起先我们专打阳山的红籽苦涩味少些。眼看打红籽的人越来越多，还有成群结队的雀鸟，“叽叽喳喳”围上来争食红籽，我们就顾不得阴山阳山了。
红籽树上长满尖利的刺，我们打一天红籽，不是衣服被划破，就是双手被刺伤。山上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身上火烧火燎地疼痛。有时候红籽树上的雪凌落进衣领，冻得浑身筛糠打牙瞌。常言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向大自然索取，原来也要付出代价。
母亲将采回来的红籽用石磨推成浆，拌一点包谷面，经过一夜发酵，蒸熟成黄里透红的红籽粑粑，味道甜中带涩，酸溜酸溜的，很好吃。
大人上工，学生上学都要赶早，母亲就把冷冻的红籽粑粑放在火塘里烤酥烤脆，充当早餐节省一顿饭。每年冬天，母亲要留一部分红籽晒干磨面，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代替口粮。
老辈人讲：“蔬菜能抵半年粮”。母亲盘算来盘算去，靠根粑和红籽度春荒，不如青菜吃得长。我们家自留地每年除了种点葱蒜小菜，全都种上了四月青菜和洋芋。
四月青菜头年秋天植苗，次年春回地暖开始蓬勃生长。这种四月青菜的叶片大如蒲扇，茎片宽而厚实，而且营养丰富。盛产期，每兜要撑开筛子大一盘。
母亲每天早上摘回一大背篓四月青菜，淘洗干净倒进开水锅里，焯水后捞出来切细，掺和两碗包谷面粉，煮成一大锅青菜粥，我们一大家子，一人两碗就见了底。年复一年，四月青菜成了我们家的“救命粮”。
洋芋出来后，我们家白天两顿光洋芋，晚上水煮洋芋片。我们学生参加队里文艺节目排练。深夜回家一进门，听母亲说锅里留了洋芋片，我们心里好像吃了“定心丸”。揭开热烙烙的锅盖，辣椒、花椒、姜片和葱花蒜苗的香味扑鼻而来。一人一碗水煮洋芋片，谁也不得多吃多占。
六
冬天，我又一次回老家看望父母。
母亲依然在灶门口忙碌着。灶膛里的炊烟通过烟囱袅袅升空，灶膛里的火光照映母亲脸庞，昔日的愁容变成了喜悦。
母亲这一生几乎跟炊烟相伴，炊烟是她生命的主旋律。几十年岁月变幻，母亲生命的旋律时而忧伤，时而欢欣。
我接过母亲手里的火钳，往灶膛里架柴。在煤油供应困难的年代，我从小守在灶门口看书，养成了守灶门的习惯。往灶门前一坐，就好像回到了灶门口看书那些温馨的岁月。
母亲一边在灶上忙活一边谈家常。我从母亲和父亲的家常话里，知道了老人现在为何这般高兴。
原来，县粮食局工作队年初住进我们村。工作队在群众大会上讲，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次县委县政府派工作队进村，不是来扯瓜拔苗，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是帮助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让家家户户有饭吃，有肉吃！
工作队进村入户调查发现，社员房前屋后那些鸡鸭糟蹋地块，树荫地块，还有远处零星边角地块，很有增产潜力。长期以来，这些地块集体种不好也管不好，不如划给各家各户“自由种植，自主管理，谁种谁受益”，增加社员的口粮和猪饲料。
那期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风还没吹进山旮旯。工作队采取划分“大窝土”栽“大窝苕”的办法，扩大社员自留地。在当时“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抵门杠’”的左倾思想桎梏下，工作队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如果工作队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胆识，也是不敢越雷池的。
在生产上，工作队一手抓肥料组织供应，一手抓耕作制度改革。过去社员们习惯种“懒庄稼”，在包谷追施托肥关键季节，把化肥往包谷蔸一撒，再搭上一锄土。为了改变这种粗放耕作习惯，工作队员跟班下地，督促社员挖窝施肥，垒行壅蔸，既收到了保土保湿保肥的效果，又能预防包谷大面积倒伏。
工作队进村头一年，就取得了吹糠见米的收益：集体粮食增产，社员“大窝地”红苕洋芋丰收，群众有了饱饭吃，猪饲料也不发愁了。
随后工作队指导驻地村全面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改善了群众生活，兑现了工作队当初的承诺。
仓廪丰实，衣食无忧。几十年来为一日三餐愁白了头的母亲，终于露出了幸福甜蜜的笑容。
我们老屋上下院子的青壮年劳力大都是泥瓦工，他们走出雷打包垭口南下深圳，承包高速公路和市政工程建设挣了钱，在柏杨坝集镇和利川城里安了家，过上了梦寐以求的新生活。
七
光阴荏苒。母亲离开我们16年了。母亲是离开老屋4年后的2008年春天去世的，那年母亲82岁。
母亲的人生，大部分是在忧愁中度过的。身材纤瘦羸弱的母亲，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把9个子女养大成人，现在想来是多么不容易！
母亲的心胸容纳了她一生的苦难，把她生命的内涵赋予子女身上，给了我们坦然面对人生坎坷，承受生活磨砺的坚韧性格和勇气。
每当看到老屋的炊烟，我总会联想起过去几十年岁月里，母亲在炊烟下的守望——年轻时，盼望儿女顺利长大成人；老了老了，盼望儿女常回家看看。
子欲孝而亲不在。如今我们回老家，老屋不见了，只剩下一地瓦砾和一坪荒草，还有旁边那口寂寞的老井。老屋四季袅袅炊烟不见了，在炊烟下守望的母亲也不见了，母亲对子女唠唠叨叨的关爱也听不到了。留给我们的只是沧桑的记忆。
如今我年纪越老，回忆越多，而且回忆总是离不开老家，离不开童年。那是因为，我在老家的童年时光，是在母亲的怀抱下，在母亲的守望中度过的。我对老屋的记忆，也大部分是童年那段苦涩而快乐的时光，虽然琐碎平凡，但却富有诗意。
老家，是我年轻时候一心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成了我落叶归根时回不去的家园。可是在我心里，老家依然是我寻求精神安宁的港湾，是我安放心灵的归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