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节是个团聚的好日子，五湖四海的亲人都会选在这个时候回家。倘若父母还健在的话，他们在哪里居住，家就在那里，作为子女再远都要义无反顾地赶回去。
我们的父亲已八十四岁了，母亲也接近八十，他们都住在四川老家的一个小镇上。按照以前的说法，我们也算是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父亲是人民教师，每个月领着一份还算稳当的工资。母亲则是个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农民要靠老天爷赏口饭才有吃的。遇风调雨顺那年，收成会好些。要是遇到遭了灾的年景，饿死人倒不至于，就是日子不好过。肚子常常会饿得叽叽咕咕叫，走路都没精神。
我们兄妹五人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里，既算得是荣幸，也算不得是荣幸。我们像其他家的孩子那样去队里抱把、拾麦穗、捡草丛里的芽豆挣工分，常常遭人排挤。他们说我们一屋人吃闲饭、却没一个强劳力出来干活，而当父亲用他那微薄的工资偶尔为全家改善伙食时，我们又把那些不快乐，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二老辛苦了一辈子，落下了一身的伤病，老了想在镇上去居住。一是也想感受下城里人生活的滋味，二是生疮害病离镇卫生院要近些，图个方便。
我们想想也是，兄妹们就全力以赴地支持。为他们在镇上的一条老街上买了套面积不大的二手房。那时，冷清的小镇上房价不算贵，完全在我们承受得起的范围内。
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房子，自然就留给了女婿上门的大妹去住了。
前几年，父母亲曾利用各种机会到不少的地方去玩过——当然，这也得益于他们爱跑、有时间、腿脚也还算灵便的原因。我们建在外省的小家，在牵挂的驱使下，他们曾来过好几次。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小孙孙，更是在二老的努力下才得以长大的。
但这几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他们的年龄大了，其次是随之而来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再想走动完全不现实。
二
路程决定距离。
虽然我们兄妹只有五人，却分布在新疆、云南、四川三省，像老家常说的那句“锣齐鼓不齐”的口头禅一样，从最早时的年轻算起，年年春节，要凑成一桌吃顿团圆饭，难于上青天。
有心要把大家召集拢来的父母，大多时候等来的都是一场空。要么今年是这家不能到，要么明年就是那家又缺席了——像要轮番缺席似的。总之，看似简单的一次团圆，却成了一种奢侈而高攀不起。
最早离开老家的是我这个长子。十九岁那年，我从代课老师的岗位上荣幸地步入了军营，孤身来到满眼陌生的西南边陲——云南。那时，中越自卫反击战于一九七九年才刚刚结束，硝烟还未散尽的一九八四年，又爆发“两山”战役，我所在的部队也作为参战部队固守边防。通讯工具还不很方便的那时，你来我往的信息传送，更多的还是靠写信这种古老的方式完成。
“义务兵免费信件”的“红三角戳”代替了八分钱的邮票，我们每月的津贴低得有些难为情。第一年八元，第二年九月，第三年十元——纯粹就是在义务服兵役。每天的伙食费是八角三分——这就是那时候的现实，我的记忆永远都不可能忘记。
我从红河州绿春边防连队，先是调到了蒙自军分区的师机关，后又调到了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省军区的军机关工作。到九六年底才就地转业，在部队服役十四年。之前，我就把我们的三口之家安在了昆明，算是彻底扎根到了外省。
第二个走出老家的是三妹，她大约在十六七岁时远嫁到了新疆。在川北偏僻落后的那个小山村里，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我们那个八口人的大家庭一个时期贫穷到了极点。不但常常把肚子饿得咕咕叫，连身上的衣服也是补疤重补疤地还很奇缺，短了尺寸的布料，单薄得遮挡不了严寒，冬天冷得我们发抖、手脚耳朵都冻伤了、溃烂化脓。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大人动了让我们分头突围的心思。
我当兵、三妹远嫁，就是父母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必然选择。
后来，听三妹说，她嫁过去的开始几年，面对不熟悉的环境、不熟悉的人，每当想家的时候就躲起来偷偷流泪。缘于路程过于遥远，想回而不得。父母操心了好几年，终于踏上了去看远嫁女儿的道路，却又因吃不习惯、睡不习惯，没多长时间就返回了。回来时，一想起那里的情况，心中就有些隐隐作痛。好在十几年后，三妹全家来云南学做小本生意。尽管一开始很艰难，却也勉强生存下来了。
倘若他们不挪那个窝，我们家这个战线将拉得很长。要是一遇什么事，就更难收拢了。
二妹是以自费名义、读的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而离开家乡的。父亲小学高级教师的头衔拯救了她，她刚好作为在校学生，按科技指标是符合农转非条件的。后来，也没钱把书读完就在成都打起工了。再后来，她结了婚，把家安在了成都。
说真的，我们很羡慕那些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一家人，他们只要想聚，随时都有条件。而我们工作在各处的兄妹们，一年就见那么一面都还相当艰难。
三
今年春节的团圆，是在父母已步入古稀之年、我已到了六十、几个妹妹大多也接近退休年龄时，是我们在提早谋划、并准备好了的一次难得的大团聚。
之所以要提早谋划、提早准备，这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五兄妹对象的父辈们全都步入了老年且有些还身体欠佳，他们也都希望自己的儿女们能在年三十这天回家团聚；二是我们的后代有在国内读书的、有在国外去读书的，有已经结婚生子的，总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使得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拖累了聚拢来的节奏。
父亲在打给我们的电话中说，今年想聚一下的坚定信心，接下来我们便分头行动了。先是做通了爱人父母的工作，再安排爱人及儿女的时间。说真的，没有过这种体验的人，是难以理解浩浩荡荡一大家子人团圆有多不容易。
人都到齐的大年三十的前夜，我这个当哥的笑对大家说，各路人马都到齐了，下一步只等“总司令”的号令了。
父母见儿女们拖家带口的全到齐了，兴奋得不得了。父亲难掩心中的激动，更是开心地发话说，这个总司令，我当不了，自家人还是能说得上话的。他慢悠悠地步入到我们说笑的中间，又进一步说道，这就对了，做父母的不就希望你们过年能回来，大家团聚一下吗？
你们倒是希望我们回来，可哪个给我们发工资？
我们也想回来啊，就是回来一次，太兴师动众了，以致变得很难的。
这次倒是都回来了，可回去就要忙一阵子好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各自发表看法，两位老人明知大家是在有意给他们说笑，也没往心里去，只笑笑了事。
人一多，气氛就显得有些闹腾了，大妹便爽快地说，“山潮水潮不如人来潮”，你们还是要经常回来。你们一回来，我们家就热闹了。
人多力量大，也体现到了为中午做的那顿年饭上。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目标，对难能可贵的一个大聚会，一定要把它办得以后只要一想起，就有口水流出来的那个样子。于是乎，我们兄妹五家人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拿出了自己在小家庭里硬逼着学来的、屡试不爽的手艺出来“显摆”。
桌子上吃饭喝酒的热闹劲儿，那就自不必说了，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下午，我们像小时候那样，脱去了一路风尘仆仆穿的、又在上午忙着做饭时将就着用的“旧”衣服，改头换面地换上了新衣服。整个下午和睡觉前的时间，都在汇报与询问彼此的生活中度过——哪怕手上打着麻将、玩着扑克，也是谈笑风生，畅所欲言。
四
很快，分别的时候就来到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沿袭着小时候对吃的习惯——初一早晨煮“包面”吃。大家不约而同地都还记得，那时，为了在第二天早上吃到一顿可口的包面，头天晚上就要着手准备了——自己擀面、自己剁馅，并且还要包好，摊在筛子里……大人喜欢在包面里加入绿叶子的豌豆尖，大概是觉得全用油渣子、只掺杂少量的猪肉剁出的馅、包出的包面没那么多。过年不比平时，平时饭不够可以用汤来凑。但过年了，用汤来凑合着饱肚子的方式，肯定是不足取的。过年把肉吃了那么多，适当吃点蔬菜对肠胃也有好处，那时的豌豆尖可是个稀罕物。大年三十下午的黄昏时刻，暮霭沉沉的天气，细雨霏霏，母亲就偷偷去长有豌豆尖的偏坡瘦地里、掐豌豆尖回来煮给我们吃，那偷来的豌豆尖就是香。它的数量却少得分散到每个人的碗里时，也只那么三四片叶子。
奇怪的是，大家都抢着挑豌豆尖来吃，把猪肉剁大葱馅的“包面”剩到了碗里。作为待客的主人——大妹说，要是以前有这东西吃，哪还有一点剩的嘛！
大家再想发表各自的意见，却没时间闲谈了。大妹也来不及收碗洗碗，先招呼我们这些远客散去。没办法，两边都有老人，我们还要匆匆赶去下一个地方聚会呢。
父母亲眼睛有些湿润。在他们的心里，今年兴师动众的大团圆，基本就这样结束了。再有，就只等下年了。下一年，自己的身体还允许吗？这是件说不准的事！
小车启动了，母亲在后面说，你们都走了，叫我们又怎么习惯嘛！
我则在心里安慰自己说：“聚散终有时、再见亦有期”。
包括对又要分别的故乡，我也是这样默认的。
春节是个团聚的好日子，五湖四海的亲人都会选在这个时候回家。倘若父母还健在的话，他们在哪里居住，家就在那里，作为子女再远都要义无反顾地赶回去。
我们的父亲已八十四岁了，母亲也接近八十，他们都住在四川老家的一个小镇上。按照以前的说法，我们也算是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父亲是人民教师，每个月领着一份还算稳当的工资。母亲则是个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农民要靠老天爷赏口饭才有吃的。遇风调雨顺那年，收成会好些。要是遇到遭了灾的年景，饿死人倒不至于，就是日子不好过。肚子常常会饿得叽叽咕咕叫，走路都没精神。
我们兄妹五人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里，既算得是荣幸，也算不得是荣幸。我们像其他家的孩子那样去队里抱把、拾麦穗、捡草丛里的芽豆挣工分，常常遭人排挤。他们说我们一屋人吃闲饭、却没一个强劳力出来干活，而当父亲用他那微薄的工资偶尔为全家改善伙食时，我们又把那些不快乐，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二老辛苦了一辈子，落下了一身的伤病，老了想在镇上去居住。一是也想感受下城里人生活的滋味，二是生疮害病离镇卫生院要近些，图个方便。
我们想想也是，兄妹们就全力以赴地支持。为他们在镇上的一条老街上买了套面积不大的二手房。那时，冷清的小镇上房价不算贵，完全在我们承受得起的范围内。
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房子，自然就留给了女婿上门的大妹去住了。
前几年，父母亲曾利用各种机会到不少的地方去玩过——当然，这也得益于他们爱跑、有时间、腿脚也还算灵便的原因。我们建在外省的小家，在牵挂的驱使下，他们曾来过好几次。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小孙孙，更是在二老的努力下才得以长大的。
但这几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他们的年龄大了，其次是随之而来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再想走动完全不现实。
二
路程决定距离。
虽然我们兄妹只有五人，却分布在新疆、云南、四川三省，像老家常说的那句“锣齐鼓不齐”的口头禅一样，从最早时的年轻算起，年年春节，要凑成一桌吃顿团圆饭，难于上青天。
有心要把大家召集拢来的父母，大多时候等来的都是一场空。要么今年是这家不能到，要么明年就是那家又缺席了——像要轮番缺席似的。总之，看似简单的一次团圆，却成了一种奢侈而高攀不起。
最早离开老家的是我这个长子。十九岁那年，我从代课老师的岗位上荣幸地步入了军营，孤身来到满眼陌生的西南边陲——云南。那时，中越自卫反击战于一九七九年才刚刚结束，硝烟还未散尽的一九八四年，又爆发“两山”战役，我所在的部队也作为参战部队固守边防。通讯工具还不很方便的那时，你来我往的信息传送，更多的还是靠写信这种古老的方式完成。
“义务兵免费信件”的“红三角戳”代替了八分钱的邮票，我们每月的津贴低得有些难为情。第一年八元，第二年九月，第三年十元——纯粹就是在义务服兵役。每天的伙食费是八角三分——这就是那时候的现实，我的记忆永远都不可能忘记。
我从红河州绿春边防连队，先是调到了蒙自军分区的师机关，后又调到了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省军区的军机关工作。到九六年底才就地转业，在部队服役十四年。之前，我就把我们的三口之家安在了昆明，算是彻底扎根到了外省。
第二个走出老家的是三妹，她大约在十六七岁时远嫁到了新疆。在川北偏僻落后的那个小山村里，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我们那个八口人的大家庭一个时期贫穷到了极点。不但常常把肚子饿得咕咕叫，连身上的衣服也是补疤重补疤地还很奇缺，短了尺寸的布料，单薄得遮挡不了严寒，冬天冷得我们发抖、手脚耳朵都冻伤了、溃烂化脓。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大人动了让我们分头突围的心思。
我当兵、三妹远嫁，就是父母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必然选择。
后来，听三妹说，她嫁过去的开始几年，面对不熟悉的环境、不熟悉的人，每当想家的时候就躲起来偷偷流泪。缘于路程过于遥远，想回而不得。父母操心了好几年，终于踏上了去看远嫁女儿的道路，却又因吃不习惯、睡不习惯，没多长时间就返回了。回来时，一想起那里的情况，心中就有些隐隐作痛。好在十几年后，三妹全家来云南学做小本生意。尽管一开始很艰难，却也勉强生存下来了。
倘若他们不挪那个窝，我们家这个战线将拉得很长。要是一遇什么事，就更难收拢了。
二妹是以自费名义、读的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而离开家乡的。父亲小学高级教师的头衔拯救了她，她刚好作为在校学生，按科技指标是符合农转非条件的。后来，也没钱把书读完就在成都打起工了。再后来，她结了婚，把家安在了成都。
说真的，我们很羡慕那些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一家人，他们只要想聚，随时都有条件。而我们工作在各处的兄妹们，一年就见那么一面都还相当艰难。
三
今年春节的团圆，是在父母已步入古稀之年、我已到了六十、几个妹妹大多也接近退休年龄时，是我们在提早谋划、并准备好了的一次难得的大团聚。
之所以要提早谋划、提早准备，这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五兄妹对象的父辈们全都步入了老年且有些还身体欠佳，他们也都希望自己的儿女们能在年三十这天回家团聚；二是我们的后代有在国内读书的、有在国外去读书的，有已经结婚生子的，总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使得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拖累了聚拢来的节奏。
父亲在打给我们的电话中说，今年想聚一下的坚定信心，接下来我们便分头行动了。先是做通了爱人父母的工作，再安排爱人及儿女的时间。说真的，没有过这种体验的人，是难以理解浩浩荡荡一大家子人团圆有多不容易。
人都到齐的大年三十的前夜，我这个当哥的笑对大家说，各路人马都到齐了，下一步只等“总司令”的号令了。
父母见儿女们拖家带口的全到齐了，兴奋得不得了。父亲难掩心中的激动，更是开心地发话说，这个总司令，我当不了，自家人还是能说得上话的。他慢悠悠地步入到我们说笑的中间，又进一步说道，这就对了，做父母的不就希望你们过年能回来，大家团聚一下吗？
你们倒是希望我们回来，可哪个给我们发工资？
我们也想回来啊，就是回来一次，太兴师动众了，以致变得很难的。
这次倒是都回来了，可回去就要忙一阵子好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各自发表看法，两位老人明知大家是在有意给他们说笑，也没往心里去，只笑笑了事。
人一多，气氛就显得有些闹腾了，大妹便爽快地说，“山潮水潮不如人来潮”，你们还是要经常回来。你们一回来，我们家就热闹了。
人多力量大，也体现到了为中午做的那顿年饭上。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目标，对难能可贵的一个大聚会，一定要把它办得以后只要一想起，就有口水流出来的那个样子。于是乎，我们兄妹五家人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拿出了自己在小家庭里硬逼着学来的、屡试不爽的手艺出来“显摆”。
桌子上吃饭喝酒的热闹劲儿，那就自不必说了，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下午，我们像小时候那样，脱去了一路风尘仆仆穿的、又在上午忙着做饭时将就着用的“旧”衣服，改头换面地换上了新衣服。整个下午和睡觉前的时间，都在汇报与询问彼此的生活中度过——哪怕手上打着麻将、玩着扑克，也是谈笑风生，畅所欲言。
四
很快，分别的时候就来到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沿袭着小时候对吃的习惯——初一早晨煮“包面”吃。大家不约而同地都还记得，那时，为了在第二天早上吃到一顿可口的包面，头天晚上就要着手准备了——自己擀面、自己剁馅，并且还要包好，摊在筛子里……大人喜欢在包面里加入绿叶子的豌豆尖，大概是觉得全用油渣子、只掺杂少量的猪肉剁出的馅、包出的包面没那么多。过年不比平时，平时饭不够可以用汤来凑。但过年了，用汤来凑合着饱肚子的方式，肯定是不足取的。过年把肉吃了那么多，适当吃点蔬菜对肠胃也有好处，那时的豌豆尖可是个稀罕物。大年三十下午的黄昏时刻，暮霭沉沉的天气，细雨霏霏，母亲就偷偷去长有豌豆尖的偏坡瘦地里、掐豌豆尖回来煮给我们吃，那偷来的豌豆尖就是香。它的数量却少得分散到每个人的碗里时，也只那么三四片叶子。
奇怪的是，大家都抢着挑豌豆尖来吃，把猪肉剁大葱馅的“包面”剩到了碗里。作为待客的主人——大妹说，要是以前有这东西吃，哪还有一点剩的嘛！
大家再想发表各自的意见，却没时间闲谈了。大妹也来不及收碗洗碗，先招呼我们这些远客散去。没办法，两边都有老人，我们还要匆匆赶去下一个地方聚会呢。
父母亲眼睛有些湿润。在他们的心里，今年兴师动众的大团圆，基本就这样结束了。再有，就只等下年了。下一年，自己的身体还允许吗？这是件说不准的事！
小车启动了，母亲在后面说，你们都走了，叫我们又怎么习惯嘛！
我则在心里安慰自己说：“聚散终有时、再见亦有期”。
包括对又要分别的故乡，我也是这样默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