羑河纪事三三六
合作化小说欲记录历史
文生
老文因病休息了一时间，小飞也因为阅读相关书籍，过了一时间他们才在手机里重新谈合作化小说。
小飞问，是不是作家们都在按照“高大全”“两条路线”模式写合作化的？
老文说，不是。作家们对合作化运动存在的问题是有所认识的，也有所反映，但是真正全面反映需要时间沉淀，可是他们随后受到政治冲击，后来也没能写出来。就是现在，对合作化文学的评议也是不一。
小飞说，我觉着书中犯错误的村干部就是现在干部的写真，后来者写农村干部不能超过他们了。
老文说，是的。这是因为他们深入实际。
小飞问，合作化对农村各方面的影响？
老文说，合作化使农民从原来的个体所有者、小生产者变成集体所有者、集体劳动者，生产方式上从各家各户的单干变成了集体劳动。土地上种什么，原来是自己决定的，现在是村干部决定的，村干部的决定来自上级的计划和指令。
小飞说，合作化运动是不是只能暴风骤雨地进行？
老文说，现实是这样的。从这么多年的中外土地改革例子看，暴风骤雨是必要的。
小飞说，那，我再找些外国地土改资料年看。农业集体生产中有许多问题，作家们反映了没有？据我所知，集体化之后高指标、瞎指挥盛行，还有大锅饭养懒汉。
老文说，合作化后，一是对农业生产的组织者提出要求：要懂管理，要科学分配。二是要将农民改造成能够积极投入集体生产，为集体和国家利益奉献的劳动者，即改造后进农民。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百花时代”集中出现的一批农村题材的“干预生活小说”，尖锐地反映了这些存在的问题。
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展现了一个作为标杆的农业社遭遇：在农业社规模、种植计划、牲畜饲养、副业生产等一系列问题上，上级只知道要产量、指标，要宣传效果，并不关心基层的实际困难。农庄主席疲于应付上级机关各种事务，无法专心抓生产。
小飞说，现在也存在，村里的干部忙于造各种表格上报。
老文说，是的。你别光看长篇小说。反映合作化存在问题的中短篇小说有不少。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通过表现新老农业社领导在实现生产任务、改造后进社员的思想立场和工作方法的对比；说明真正需要“锻炼锻炼”的是老领导，因为老主任在工作中存在无原则的迁就、和稀泥的态度；肯定了新主任的原则性，但也揭示了他工作的简单、粗暴、过火；描述并批评后进社员的自私自利，却也展现了他们的弱势与无助。
西戎的《赖大嫂》中，小说主人公赖大嫂损公肥私而又胡搅蛮缠，她在承担队里养猪任务上一再违反规定，损害集体利益，但生产队对此采取的是一种暂且宽容的态度，也没有贴她的大字报、开她的批斗会，而是从经济利益角度，用事实向她证明为集体养猪并不是一项不划算的营生，她此前的行为是赚小便宜吃大亏，从而帮助她实现了转变。
小飞说，哦。
老文说，这此小说是昙花一现的。后来这些作家在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因为有人从中看出这些小说是在否定合作化运动。
小飞说，这是上纲上线。中央对此如何？
老文说，中央也认识到农业存在的问题，不过办法是搞运动。60年代的“社教”、“四清”以及“文革”，都可以看到发动者意在整治农村干部队伍，促进农业生产。但不能肃清瞎指挥的现象。
小飞说，就是不停的搞运动。其实瞎指挥的根子在上面。
老文说，是的。不断运动的结果只是打倒了老干部，换上了新干部，却无法根除肃清瞎指挥的生产模式，反而导致了打着革命旗号谋私利的“革命小将们”前赴后继。
小飞说，这些作品有没有特色？
老文说，在语言上各有特色。赵树理的作品还有一个特色，即算账细节的描写。
《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如何动员妇女参加“公共的劳动”呢？办法是算帐，孟祥英组织妇女上山采摘野菜，“算了一下总账，二十多个妇女，一共采了六万多斤”，使家里的生活得到改善。孟祥英后来动员妇女割白草就得到了支持。
《三里湾》中，富裕中农马多寿打算入社时，先算了一笔账：“要是入社的话，自己的养老地连有余的一份地，一共二十九亩，平均按两石产量计算，土地分红可得二十二石四斗；他和有余算一个半劳力，做三百个工，可得四十五石，共可得六十七石四斗。要是不入社的话，一共也不过收上五十八石粮，比入社要少得九石四斗。要是因为入社的关系能叫有翼不坚持分家，收入的粮食就更要多了。”通过算账，马多寿觉得自己不仅不吃亏，而且还有利可图，就自愿加入了合作社。这也是《艳阳天》中“弯弯绕”们的想法，也是他们力主土地分红的分配模式的原因。
可是合作化后，不搞按土地、资料分红了，只凭工分，而工分的评定是件“让人不痛快”的事，农民通过算帐，发现集体劳动难以让自己获利，就会消极怠工。这触及到人的“经济人”属性。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人性假设：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人的一切活动以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传家宝》中，婆婆李成娘责备媳妇金桂“冬天没有拈过一下针，纺过一寸线”，金桂回答道：“娘，你说得都对，可惜是你不会算账。”金桂这样跟婆婆“算账”：“纺一斤棉花误两天，赚五升米；卖一趟煤，或做一天别的重活，只误一天，也赚五升米！你说还是纺线呀还是卖煤？”李成娘换一件自已觉着占理的事情：“哪有这女人家连自己的衣裳鞋子都不做，到集上买着穿？”金桂不慌不忙又向她说：“这个我也是算过账的：自己缝一身衣服得两天；裁缝铺用机器缝，只要五升米的工钱，比咱缝的还好。自己做一对鞋得七天，还得用自己的材料，到鞋铺买对现成的才用斗半米，比咱做的还好。我九天卖九趟煤，五九赚四斗五；缝一身衣服买一对鞋，一共才花二斗米，我为什么自己要做？”这表明市场经济在自然农村中是存在的，可是集体化后又回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因为以粮为纲，不准搞市场经济。
《锻炼锻炼》中有个农村妇女，外号“吃不饱”：“自从实行粮食统购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饱的。”虽然赵树理是抱着讽刺与批判的态度写这个农村妇女的，但还是无意中揭示了高级社中存在的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老定额》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高级社里的问题，即计算工分“越把越噜嗦，越叫人走得不痛快”。
1959年，某县落实春耕任务的会上，县委书记要求“每个劳力，每天至少刨玉茭桩子六亩”。赵树理忍不住站起来质疑：“一亩玉茭少说四千株，六亩就是两万四千。刨一个桩少说得两镢头，一镢头至少三秒钟，刨一个桩子就得六秒钟。二万四千个桩子要十四万四千四百秒。可一天二十四小时，满打满算才八万六千四百秒。一个人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不拉屎等等，马不停蹄整干一天，他也刨不下六亩吧！况且眼下地还冻着”。经过算账反对瞎指挥。
经过算账，赵村理还隐蔽地表达国家征粮要兼顾集体与个体的利益。
小飞说，只有能深入一线的作家才能发现问题。
老文说，而且只有深入一线的干部才能制定合理的政策。赵树理1952年4月帮助川底村制定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其中有一条是：“社员将私有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交社统一经营、使用，仍然保持所有权，并取得合理的报酬。社员的私有生产资料转归全社公有时，必须经过本人同意，并给予合理补偿。”这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入社农户个人的利益。后人评说：“初级社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初级社还保存着半私有制，这样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初级社规模不大，一般为二三十户。从生产要素（土地、耕畜、农具、劳动力等）的合理配置来说，它大体上是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是适应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的管理水平的，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后来的生产队就是初级社规模。但是从初级社迈向高级社，这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的双赢局面就被打破了。
赵树理在某次会议上说：“互助组、初级社，我和党的路线、农村工作认识是一致的，从高级社以后，我就钻不进去了，农民不安心，生产秩序乱，写东西好题材没有，坏东西不能写”，“在初级社时期一切都顺手，公社化以后就不顺手了”。赵树理的这言行，被别有用心者当作赵树理反对党的农村工作的证据。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赵树理知道集体并不喜欢“经济人”，不喜欢那些斤斤计较个人利益、甚至跟集体讲价钱的人。为此，他也曾努力在创作中塑造一些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但并不成功。因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极为少见，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工于计算的人们。“写东西好题材没有，坏东西不能写”是这一代作家面临的困境。
运动中强调乡村要清查干部、批黑五类，实际上到后来主要是批懒汉。因为对于集体农业生产来说，破坏性最大的就是懒汉。这些消极怠工的懒汉被称为新生的破坏分子，经过批懒汉运动增强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不仅受人尊重，也是普通人的愿望。
而对于乡村中的“懒汉”、“二流子”，古今小说给予的往往是严厉的批评或者调侃与嘲笑，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也是如此。比如柳青《创业史》里的孙水嘴，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符癞子，或者陈登科《风雷》中的黄大权，等等，合作化文学也从未高估过这类人物的“革命积极”性，尽管从“无产者”方面看，他们是革命依靠的对象。
并且作家对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农民，比如富裕中农，叙事态度一直相当暧昧。浩然在《艳阳天》中，写富裕中农“弯弯绕”的锄头：“那锄杆磨得两头粗，中间细，你就是专门用油漆，也漆不成这么光滑。那锄板使秃了，薄薄的，小小的，像一把铲子，又像一把韭菜刀子”，作者忍不住赞美说：“主人用它付出了多少辛苦，流了多少汗水呀”！这样的描写乃至抒情，插在对“弯弯绕”们批判的叙述中间，有点突兀。类似的描写并不少见，比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写富裕中农王菊生时，固然嘲笑他的吝啬、贪婪和工于心机，但对王菊生的勤劳、肯干，也并不乏赞美之词。
“集体劳动”并不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的“互惠互利”的互助劳动形式，而是一种崭新的现代劳动方式，集体劳动“停止了土改后农村阶级的重新分化”。消极怠工也成为集体劳动中的癌症。
小飞问，合作化小说还有什么特色？
老文说，一个特色是，好多作品不约而同地将合作化的推进与年轻人追求爱情结合起来。一方面，它承续了左翼文学中“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这个“集体＋爱情”使得合作化运动对青年们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召唤”力量。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的作品。比如《铁木前传》里面没有“高大全”“两条路线”的内容，但集体化加爱情的内容已潜现。《艳阳天》中，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萧长春与焦淑红的关系。
小飞问，目前我们生产模式？
老文说，回到小生产模式，和传统不同的是，是土地成为公有，成为孟子所说的田里不鬻，同时也是农业走向机械化生产时代制约着农业走向机械化生产。
小飞说，对合作化小说总的评价如何？
老文说，如果与“问题小说”结合起来，应该说，作家们已认识到要做好承担时代记录者的责任，毕竟土地从私有制到公有制是重大历史事件，但没能真正地记录时代，其中有政治原因，也有时代原因。你再让我想想。对此从更大的范围思考。
小飞说，好，俺再看看反映合作化的小说。
2024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