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月过得有些伤感。伯父云贵和伯母有招的相继离世，像在践履他们的生前约定。
甲辰春节，难得放晴。老家宗祠祭祀完毕后，众兄弟及子侄集聚堂弟志林家楼院内，或品茶或玩牌。志林一家忙着午饭。一墙之隔的老屋大门边，伯父云贵和伯母有招倚墙佝偻而坐，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有些苍白。伯母头发蓬乱，目光无神，脸无血色，我去得跟前问候拜年，她无任何知觉。
重病之人，何其哀怜。
伯父云贵实是我的堂伯父，他的父亲与我的祖父是亲兄弟。因他是我的父辈兄弟七人中的老大，唯一长于我的父亲，叫亲了，也随乡俗。他的身份还不止于此。他是我们这座罗氏村落的族长公，春节全村男丁祠堂祭祖，一众子孙皆随之起舞。他是父辈兄弟中唯一定居在老家的亲人，地道的老农，单瘦的身躯，酒后双眼总见红肿，上五里外的圩镇只知步行。他不时被村里村外老少戏唤“茅郎”，我乍听方言，不知何意，后打听思忖，竟是“茅山教”的“茅”，有些惊诧，不敢枉从，但确知他有深山冷水潭里垂钓七星鱼的功夫。于我而言，他不光是伯父、族长公，还是这座开基元朝村落的掌钥者。每年清明、冬至，回老家祭祖、扫墓，第一件事即是找伯父拿开祠堂门的钥匙，顺便要伯母在茅间捎上一把跪垫用的稻草。
堂弟志林是伯父伯母的独子，小我一岁。前面两个女儿早已出嫁生儿育女，儿子龙龙去年也已成家，奔六之人尚在河北某城打工。祖辈逃难之故，我的曾祖父带着祖父、叔祖父选择了在邻乡的圩镇定居，时事变迁，在老家只留下伯父一家务农，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看起来有些势单力薄，却总算为我这个家族备了放伞歇脚之处。
说起来，我这大家算是村里最早离开故土之人，但故乡终归是故乡，老家终归是老家，尤其我这有过儿时随母下放老家种田经历之人，这份情结是众弟侄无可比拟的。这些年城镇化或城市化的脚步，把这座二三十户的村庄冷落得只剩几户空巢老人，伯父伯母俨然深根于此的两棵老树。过年了，众多族人从城里、镇里、外乡返村，寒暄间，大家都是离乡人，彼此间便没了哪里人哪里人之分。
新农村建设，把这座村落整得清清爽爽，纵然居家人少，也不免一些农村垃圾，伯母便成了这些年老家的清洁工。而且每年冬至前，她总会尽大嫂、伯母之责，清理好祖坟前的荆棘杂草，等候我们归来。她的腿关节在日复一日中疼痛，她的身体抗不过岁月的侵蚀。
春节那天，我悄声问过志林弟伯母年前的治疗情况及现在的病况。病毒感染，去过城里检查，上过圩镇医院住院。我想着，如果堂弟一家带着伯父母住在城里，就医或许会好些？如果堂弟多有一两个亲兄弟或姐妹，或许会多一些赡养照料？在此，我只能如果，思虑间忽也生出一些为人子侄的愧歉。
正月初七，青壮年开春盘算出行上班赚钱的日子，志林弟打来电话，伯母去世。按乡间俗规，一大家人忙着伯母的丧事。与伯母年龄相近的母亲宽慰伯父，尊重自然规律，好好照顾自己。伯父若有所指地道：“等她那边安顿好，我也赶现去。”赶现去，口语方言，不用操心地去。母亲全然未在意伯父的言辞。孰料，正月二十六，弟媳照常叫唤独居老屋的伯父，老人竟卧床去往了仙界。是日，志林弟人在河北。
这样一对空巢老人说走就走了，走时，伯父年83，伯母年80。这个年龄，在乡间算是有寿之人。
我这大家有幢明清时的祖屋，早些年经过修缮成了伯父家的茅屋。而今人去楼空，伯父伯母的居所又将成为志林弟家的茅屋。这番更替，更出无限惆怅和无尽时空。
不觉到了清明。回到老家，我问的第一句话是：“找谁拿祠堂钥匙？”旋又想问：“村庄，谁在接续打扫？”
接又“五一”。陪年过七十的上海下放知青李芬老师故地重游，见宗祠门前几位年轻人正张罗婚庆楹联，红红的贴上，清冷的村庄也算多了些喜色。
村里在北京做家具老板的三发儿子新婚，特地把曾在村里生活劳动六年的李老师和她夫君请来，同村宗亲和亲朋好友在城里的格兰云天酒店一番庆贺。
李老师1970年下放村里时年方十八。称其老师，缘于她在村小任过赤脚老师，教过我一年级。归城后她考上大学，成了上海知名的妇产科专家。此次回到下放地，是她2010年后的第三次。人一老，总怀想过去，总想见见想见的人和物。归来，她选一农庄盛情约见众乡亲，不胜酒力仍捧起了大碗米酒。还是急切切地去找当年住过的那排老房子，见它时的神情有些欣然，又有些凝重。住房前当年的土砖厨房已不见踪影，盛长的杂草已不识当年的故人。
徐志摩说过，“我懂你，就像懂自己一样深刻”。在村里一路打量。问及新故的伯父伯母。看望村中年届90的桂招老人。想着村里的物是人非，爽朗重义的李老师有些动情：“人老了，腿脚有些不方便了，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回第二故乡。”
由景及人，听罢李老师感慨，我也免不了泪眼朦胧了。异乡人尚有故乡梦。说归说，于她夫妻，我只能祈愿保重好身体，或许还会回来一两次。而于我，无论子侄后辈他年如何定位，还是那句话，故乡终归是故乡。
甲辰春节，难得放晴。老家宗祠祭祀完毕后，众兄弟及子侄集聚堂弟志林家楼院内，或品茶或玩牌。志林一家忙着午饭。一墙之隔的老屋大门边，伯父云贵和伯母有招倚墙佝偻而坐，阳光照在他们脸上，有些苍白。伯母头发蓬乱，目光无神，脸无血色，我去得跟前问候拜年，她无任何知觉。
重病之人，何其哀怜。
伯父云贵实是我的堂伯父，他的父亲与我的祖父是亲兄弟。因他是我的父辈兄弟七人中的老大，唯一长于我的父亲，叫亲了，也随乡俗。他的身份还不止于此。他是我们这座罗氏村落的族长公，春节全村男丁祠堂祭祖，一众子孙皆随之起舞。他是父辈兄弟中唯一定居在老家的亲人，地道的老农，单瘦的身躯，酒后双眼总见红肿，上五里外的圩镇只知步行。他不时被村里村外老少戏唤“茅郎”，我乍听方言，不知何意，后打听思忖，竟是“茅山教”的“茅”，有些惊诧，不敢枉从，但确知他有深山冷水潭里垂钓七星鱼的功夫。于我而言，他不光是伯父、族长公，还是这座开基元朝村落的掌钥者。每年清明、冬至，回老家祭祖、扫墓，第一件事即是找伯父拿开祠堂门的钥匙，顺便要伯母在茅间捎上一把跪垫用的稻草。
堂弟志林是伯父伯母的独子，小我一岁。前面两个女儿早已出嫁生儿育女，儿子龙龙去年也已成家，奔六之人尚在河北某城打工。祖辈逃难之故，我的曾祖父带着祖父、叔祖父选择了在邻乡的圩镇定居，时事变迁，在老家只留下伯父一家务农，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看起来有些势单力薄，却总算为我这个家族备了放伞歇脚之处。
说起来，我这大家算是村里最早离开故土之人，但故乡终归是故乡，老家终归是老家，尤其我这有过儿时随母下放老家种田经历之人，这份情结是众弟侄无可比拟的。这些年城镇化或城市化的脚步，把这座二三十户的村庄冷落得只剩几户空巢老人，伯父伯母俨然深根于此的两棵老树。过年了，众多族人从城里、镇里、外乡返村，寒暄间，大家都是离乡人，彼此间便没了哪里人哪里人之分。
新农村建设，把这座村落整得清清爽爽，纵然居家人少，也不免一些农村垃圾，伯母便成了这些年老家的清洁工。而且每年冬至前，她总会尽大嫂、伯母之责，清理好祖坟前的荆棘杂草，等候我们归来。她的腿关节在日复一日中疼痛，她的身体抗不过岁月的侵蚀。
春节那天，我悄声问过志林弟伯母年前的治疗情况及现在的病况。病毒感染，去过城里检查，上过圩镇医院住院。我想着，如果堂弟一家带着伯父母住在城里，就医或许会好些？如果堂弟多有一两个亲兄弟或姐妹，或许会多一些赡养照料？在此，我只能如果，思虑间忽也生出一些为人子侄的愧歉。
正月初七，青壮年开春盘算出行上班赚钱的日子，志林弟打来电话，伯母去世。按乡间俗规，一大家人忙着伯母的丧事。与伯母年龄相近的母亲宽慰伯父，尊重自然规律，好好照顾自己。伯父若有所指地道：“等她那边安顿好，我也赶现去。”赶现去，口语方言，不用操心地去。母亲全然未在意伯父的言辞。孰料，正月二十六，弟媳照常叫唤独居老屋的伯父，老人竟卧床去往了仙界。是日，志林弟人在河北。
这样一对空巢老人说走就走了，走时，伯父年83，伯母年80。这个年龄，在乡间算是有寿之人。
我这大家有幢明清时的祖屋，早些年经过修缮成了伯父家的茅屋。而今人去楼空，伯父伯母的居所又将成为志林弟家的茅屋。这番更替，更出无限惆怅和无尽时空。
不觉到了清明。回到老家，我问的第一句话是：“找谁拿祠堂钥匙？”旋又想问：“村庄，谁在接续打扫？”
接又“五一”。陪年过七十的上海下放知青李芬老师故地重游，见宗祠门前几位年轻人正张罗婚庆楹联，红红的贴上，清冷的村庄也算多了些喜色。
村里在北京做家具老板的三发儿子新婚，特地把曾在村里生活劳动六年的李老师和她夫君请来，同村宗亲和亲朋好友在城里的格兰云天酒店一番庆贺。
李老师1970年下放村里时年方十八。称其老师，缘于她在村小任过赤脚老师，教过我一年级。归城后她考上大学，成了上海知名的妇产科专家。此次回到下放地，是她2010年后的第三次。人一老，总怀想过去，总想见见想见的人和物。归来，她选一农庄盛情约见众乡亲，不胜酒力仍捧起了大碗米酒。还是急切切地去找当年住过的那排老房子，见它时的神情有些欣然，又有些凝重。住房前当年的土砖厨房已不见踪影，盛长的杂草已不识当年的故人。
徐志摩说过，“我懂你，就像懂自己一样深刻”。在村里一路打量。问及新故的伯父伯母。看望村中年届90的桂招老人。想着村里的物是人非，爽朗重义的李老师有些动情：“人老了，腿脚有些不方便了，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回第二故乡。”
由景及人，听罢李老师感慨，我也免不了泪眼朦胧了。异乡人尚有故乡梦。说归说，于她夫妻，我只能祈愿保重好身体，或许还会回来一两次。而于我，无论子侄后辈他年如何定位，还是那句话，故乡终归是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