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茶最早应该追溯到一九七九年高中毕业后，去社办厂——北桥木器社干木工学徒时期。至于吃的什么茶我应该是不记得了，或许我根本也没有茶喝，可能喝的只是白开水。
因为我一个学徒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十二元，六元转到大队再转到生产队记工分。六元是菜金，要管自己一个月生活的日杂开销。
我真正开始喝茶一定是一九八一年底新兵下连，一九八二年初到营部当了文书、通信员。那时营部有许多废报纸卖，洪肇杭教导员、蒋英才副所长、厉建学副教导员总会交代我：毛文书啊，用你小金库去福鼎买点好点的茶叶，上级首长、地方领导来访接待时用。
那时还不兴品牌，也不知道去炒作。只知道闽东山区山上都种有茶树，什么福鼎白茶国内白茶第一名茶，根本就是狗屁。
县城、小镇、小摊上都是把茶叶装在麻袋、纸箱里随便卖。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儿、什么品牌?反正是看上去卖相好点绿茶就行。大不了几元、十几元一斤。
后来，我去了宁波东海舰队，大院前面是浙江最大的淡水湖——东钱湖，舰队大院后面都是连绵不断的一座座群山，山上种了许多茶树。每当春暖花开，管理处就抓公差请通信总站、电话台的女兵们去采茶。
女兵们采茶多少没人考量，我去拍照女兵们能够在我的镜头里出现，当然愿意把她们采摘的嫩叶给我。舰司通信处的常熟人沈玉山参谋、舰政秘书处的江阴人钱华光秘书，是人勤手快的老茶客。
他们把我拍照带回去的茶叶，用心地炒、美美地喝，然后少许分点我尝尝。
舰队大院军人服务社也有“龙井”卖，一般都是三级品。具体价格我也忘了，反正不贵，但我敢说品质绝对不输杭州梅家坞的，因为东钱湖这么好的山水摆在哪!
一九八八年春，我去北京解放军画报社学习彩扩放。给海军、军画报新闻、摄影老师送点舰队的“龙井”、福建的“茉莉花茶”。他们都特别开心，说北方人爱喝南方的红茶、花茶。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我因发展需要，调回福建福州城门海军后勤部。大院外面当地百姓种满了漫山遍野茉莉花茶，到采茶时节，茉莉花茶就铺在了庭院内外的道路上，无论晴雨任人踩踏，据说这都是茶香发酵的需要。
一九九四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吴县电视台新闻部当记者。当时的洞庭山碧螺春，也没有什么产地保护和品牌意识。明前采摘，他们总会请记者去拍摄、品尝、宣传，即使是所谓的第一锅也大不了卖个百把十元一斤。
后来，随着产地保护、品牌意识的提升，诸如“碧螺”、“古尚锦”、“吴侬”等洞庭东、西山碧螺春，开始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以致一路飙升到现在的上万元一斤!
碧螺春名气大不经泡，三开一泡如同白开水。除了奇贵，对于我这种要靠喝了浓茶才能写写画画、酒醉解酒的老茶客肯定是不顶用的。
有人说过了清明的碧螺春就成了炒青，三百至五百元一斤，虽然不算太贵，但也还是不经泡不经喝的。
后来在市区人民路团结桥茶叶市场，茶商介绍了四川、福建、浙江的炒青给我。说这些外地茶一是上市早价格便宜，二是耐泡吃口好。于是，我一发不可收。这些几十元、百来元一斤的外地茶一喝喝了十几、二十年。
期间有个朋友是茶商，我想讨好给她做点生意，便问炒青多少钱一斤，她告诉我这种低档茶我们不做的。
于是，我郁闷了好几年，低档就低档吧，我命贱，是喝不了、喝不惯、喝不起那些高档茶的。
由于疫情，年前购买的炒青喝光了没有去买，和我一起学打太极拳的土豪朋友、师弟陆菊林先后几次给我送了一些安吉、虞山白茶、宜兴红茶。
我每每喝着总是觉得我的生活缺了点啥，无论往茶杯里放什么茶叶、放多少茶叶，原来的茶香和生活乐趣似乎也没有了。我本农民，看来是没有福气享用高档茶肆的，只能喝点低档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