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临中”，了解的渠道无非两处。
捷径是百度或查资料。而这些文字材料的形成，多是依据少得可怜的苍白的官方史记，或是把人云亦云的口头传说加以整理的诸于散记、野史之类的记录。我对这些资料心里总是将信将疑。就像有人跟我提法国总统夫人的绯闻一样，有，或者无，都是道听途说，只博一笑而已，难以当真。著名作家石悦认为，历史是有温度的，人总有七情六欲，总有人性，总会在人间烟火中看得见他们的喜悦、悲痛、愤慨、权谋和追悔莫及。如果仅是冷冰冰的记叙，历史就显得无比的苍白。
要让“八临中”的历史少些苍白，值得寻找另一种途径——寻访当事人。
“八临中”，抗战的产物。距今已过去了近八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八十年，只不过流星一闪浪花一翻，而在有限的个体生命里，想寻得一两个对它有直接记忆的当事者，真不是一件强求得了的事了。
关于“八临中”，很早的时候，洪艺群老先生和吴宗桂老师，都曾跟我说起过它的不少趣闻轶事，只是时间太长了，有些记忆已经模糊得只剩下隐隐约约的影子。
好在两位老师，都是“八临中”的学生，且都健在。
洪艺群老先生，矾山镇砖桥村砖桥街道人，是一位百岁老人了，记忆力依然还好，说话依然中气饱满，只是耳背，难以听清别人的说话了。
吴宗桂老师年纪稍小一些，也已94岁的高龄了。
他们二位都自始自终亲身经历了“八临中”的办学整个过程，我知道，他们说出来的“八临中”，才可能最接近历史的真实，也最丰满鲜活。
不难想象，采访这样的高龄老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思想准备。
我在记忆里努力寻找“八临中”的一些蛛丝马迹，作为采访的话题或者是线索，当然这些线索，也源于早期与他们接触的了解所得，东鳞西爪的。既然准备要写这个题材，我必不可少的要做这些前期功课。
两位都是世纪老人，跟他们聊天的时间，也得考虑，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有耐着性子，才有可能慢慢地揭开这层历史面纱。
一次，在小乔路巷，偶遇洪艺群老师，他微曲的身躯写满岁月的沉重与沧桑，握紧的双手柔软而松弛，透着丝丝薄凉。他说话的声音并未苍老，只是他很难听清对方在说些什么了，他听我说话时，身子侧成弧形，尽可能的把耳朵贴近我，可还是依然张着嘴，一脸无奈。回答问题时多是答非所问，偶而对得上话，估计跟耳朵关系不大，似乎多与他的经验和思维有关。
吴宗桂老师住老年公寓，虽然行动不便，也有些耳背，却思维异常清晰，记忆力好得叫人难以想象。几次造访过后，我觉得我一定能从她那里找到通向这段历史的蹊径。
一次次的造访，一次次的倾听，一遍遍的发问，一遍遍的比照、分析、归纳，渐渐的，我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八临中”在我眼里渐渐鲜活起来了，我感受到了它的脉动和体温。
吴宗桂老师，祖籍庐江，1924年出生。谙熟庐江谱志的吴守春先生曾跟我说过，其高祖与宋衡、潘鼎新、李鸿章等都有很深的交集。吴宗桂老师的父亲吴聘候，有贡生功名，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名噪庐江历史的“潜川书院”二度创办时，他是创办者之一，抗战前，他在北京谋事。“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华北动荡，形势急转直下，人心惶惶，他不得不携家带口迁回庐江。
1939年，战火蔓延至江淮之间，庐江中学开始经受战火的炙烤，课桌再也无法安稳，只得钻进冶父山勉强开课。不能正常开课的不仅仅是庐江中学，于是有了“八临中”。
“八临中”纯属抗战的产物，它创办于1939年春季，全称是“安徽省立第八临时中学”。校址在庐江南部的砖桥一个叫刘墩的地方，地属丘陵地带。现属矾山镇刘墩村。“在那样动荡的时局里，还有人没有忘记教育，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决策者是谁，但从中我们还能意外地找出一些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屹立不倒的深层次原因——薪火相传的文化及其蕴涵的精神滋养”(摘自《风雨过后，那抹残阳》)。
因为是省立中学，师资力量雄厚，尽管校址处在偏僻的农村，所以还是吸引了全省各地的大批生源。这一点，躲在冶父山山沟沟里的庐江中学就无法与之相比了。一开始，所有的教室都集中在刘家祠堂(即现在刘墩的刘秉章纪念馆)，后来班级不断增多，又新增了高师班，不得已在祠堂后面的小山包上新建四进草房作为教室。现在的刘墩卫生院安静无语，当年这里便是到处弥漫着书院气息的“八临中”大课堂。由于无法集中解决师生的住宿问题，教师、学生只得在周边的刘畈、冷塘、麻园等村庄租房住居。
洪艺群、吴宗桂两位老师，他们都是“八临中”刚创办时最早入学的学生。
1939年庐江中学停课，吴老师去“八临中”读初三。
洪艺群老师原名洪家稠，“家”，是辈分。当时的教导主任李梦樵，见他俊秀可爱，而名字却有些俗气，便帮其改名为“艺群”，洪老师感激师恩，正式场合，一直用这个名字，且一用快八十年了。
“八临中”创办时，校长高可鸣，六安人，教导主任李梦樵，是他的老乡。
李梦樵老师教代数几何。他理论根基雄厚，讲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以致后来被誉为“安徽平面几何之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文学才华也丝毫不输身边的任何一位文人雅士，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古文白话都能得心应手。一次，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学校要组织募捐活动，为助声势，李梦樵老师当场创作《募捐歌》，音乐老师当场谱曲，一个叫金泽曦的同学自告奋勇的走到同学们面前开始教唱起来：
秋风似剪刀，
东风又来到。
先生们，女士们，
可添了新棉袍?
你们知不知道，
家破流离的同胞，老老少少，
在寒风雪雨里哀号?
毁家拼命的事情大，
捐衣捐钱的事情小，
难民穿着寒衣免受冻，
将士们穿着寒衣往前跑，
往前跑，往前跑，
赶走日本狗强盗!
……
激越的情感，雄壮的旋律，在校园回荡，师生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合着时代的节拍，跳动，燃烧。
时过境迁，快八十年了的今天，吴老师跟我讲起这段往事时，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听着那样慷慨有力的音乐节奏，我热血奔涌，好像感觉自己也汇入了那洪流之中。。。。。。
许多人都认为，在那个物质和文化都很匮乏的年代，一所临时中学，难以像模像样的运转，而实际情形是学校的管理工作丝毫没有一点“临时”的痕迹。学校采取军事化管理的模式，学生着装要扎腰带、绑腿，有专职的号兵统一号令，师生依号行事。每天四点起床号吹响之后，所有学生都要去学校后面的操场集合。学生分成几个区队，区队长按周轮流做总值星。各区队列好队后，总值星行军礼向校长报告出缺席情况。校长训话之后再进行跑步训练。那时候，虽然没有教材，学校开设的课程却一应齐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音乐、体育，样样都是主科，无论是哪一门学科，都不会有半点含糊、偏颇。除了白天的课程外，晚上还上自习。条件极为艰苦，没有课桌凳，每个学生发一小块木板放在腿上算是课桌，凳子自行解决，没有灯盏，四五个学生凑在一起买点香油，制作香油灯，灯火如豆，大家围坐一起也能全神贯注。那样的环境，如此好的学风，在我们的教育史上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奇观，但愿这样的学风薪火相传，汇聚中华民族知识、智慧的长江大河。
英语教师翟伊文，金陵大学毕业，才华横溢，擅长英语、法语。校长、主任对其更是格外重视，提供的待遇----特事特批。那时候办学经费何其紧张，全校唯有他一人每天能有吃一斤红烧肉的资格。这样高规格的重视，足见管理者对特殊人才的重视程度，由此还可以看出他们重视人才的理念不是挂在口头装点门面的，而是切切实实的扎在心灵深处。从制度上讲，肯定不一定合理，终能服众，盖其以身作则、出以公心，这可能才是真正镇得住人心的硬东西。由此，也触动我的许多联想，任何光鲜靓丽的东西，未必有力量;许多看似粗糙不起眼的小举措，往往才是撬动地球的那根杠杆。
翟伊文老师在教学之余，还经常在课外排一些精彩的英文剧。如《一个小裁缝》等。戏剧、音乐、文学完美的结合，形式新颖，生动有趣，吸引大批的学生乐在其中。耳濡目染，日久熏陶，大家的英语语感便悄然而生，音乐的天分随之得到充分的挖掘、培养和提高。
这样一位深受师生欢迎的卓越老师，只可惜他误入歧途，不知怎的就吸上了白面!离了它，就萎靡不振，毒品简直就是恶魔!毒瘾让他越来越堕落，那个激情飞扬的他，已经变得像失了魂似的，他唯一的心思就是想方设法的筹集毒资，购买白面。当时庐江城内有家最有名的药店——万仁济药店，他不知从哪里知道药店老板的孩子也在“八临中”读书，硬是从刘墩赶八十里路到庐江万仁济药店讨钱购买他的“救命丹”。吸了，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课上得眉飞色舞、激情澎湃;断了，就像快断气似的，耷拉着脑袋，没有半点气力。结局，可想而知，学校只能忍痛割爱，学生不舍又很无奈，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结局想些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生在乱世，萍踪浪影，命运飘浮倾覆，冥冥之中，除了自身的因素外，也许还有许多看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及暗中操纵的手，唯有惋惜喟叹!
高可鸣校长另谋高就之后，继任是慈浩然校长，当时的安徽省教育厅长汪少伦曾是慈校长的学生。
慈浩然，又名克庄，桐城高林人，武汉大学毕业。1920年曾筹办“江淮中学”，后改名“私立东南中学”。他不仅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还是难得的英语教师。他的英文书写流畅优美，师生们一时仿效，蔚然成风。他教学之余，温文尔雅，喜欢追求一种雅致的生活情调，常以“春游芳草地，夏赏荷花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为人生乐事，桐城文人儒雅风流的气质尽显于举手投足之间。
他教英语也别开生面，与翟伊文老师截然不同。那时候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学内容多是教者自己确定，慈校长就自编自选，亲自刻写讲义。他喜欢教一些优美的短文，在英语教学中尽力地给学生美学熏陶。我不知道，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有没有受过他的影响，朱曾经是他学生汪少伦的同事，且交往多年，我想，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说不定与他也有一定的渊源。
如果说翟老师的课以实践性趣味性和形式的丰富性见长的话，那么慈校长的课，则独辟蹊径，更偏重于提升学生的审美眼光，以多角度的调动学生发现美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取胜。他们各竞风流各有春秋，各自以自己的学识、才情及风度，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一颗颗如饥似渴的心灵。
儒雅并不代表可爱，风趣并不代表喜欢，才华横溢并不表明慈校长就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校长。
学生中还是有一批人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反感他，究其深层次原因，这可能与桐城文风有着一定关系。古老的桐城一直有敬畏文化的传统，教师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有至尊的地位，师道尊严，在桐城已经形成了一种自觉，一种习惯，一种文化传统，老师对待学生威严而凶狠，好像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块土地已经养成了自己认可的定向思维模式。慈校长在学生生面前总是凶巴巴的样子与这样环境不无关系。
因为惧怕，学生都躲他远远的，生怕被他发现哪里有问题而遭体罚。有几个学生就因为穿戴不够齐整，或者绑腿、腰带没扎好，被他体罚得要哭鼻子而又不敢哭，以致看到他的独生女儿慈君恺都要狠狠瞪上一眼解气。
一次，部分师生去汤池的白云寺进香，慈校长也去了。有些学生知道他是为求子来的，避过他，把心中的怨恨一股脑的倾泻在寺庙墙上：
校长真无耻，
到此来求子。
今生不得子，
来生还无子!
这些顽童的恶作剧，虽是过分，可见那种以体罚代交流代沟通的教育模式已经严重的阻碍了教育的和谐发展。
“八临中”理科教师中，论名声，计扬曦最高。他，庐江白湖镇人，留德十年的博士。据《庐江人物》第二章“人物传略”记载：他“就读于柏林大学物理系，1924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度量衡局技士兼任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教员，河南大学、云南大学物理系教授。”“省立第八临时中学教员。建国后，任安徽大学物理系教授。”
计老师属于那种学者型的教师，不善言谈，说话语调平缓，有不少学生感觉，他来上课就容易打瞌睡。那时候，他教平面几何。可能是还没有找到一套对中学生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就像陈景润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校长说他不太会教书一样，他的课堂总缺少一些生气，学生适应不了那沉闷的课堂，于是开始称赞只在师范学校进修过三个月的另一位数学老师说，“留德十年，不及立煌三月。”
更让学生不能接受的是他的考试命题根本不了解学生的实际水平。有一次，他在黑板上抄试题，一整黑板就一题，全班就来自巢县的张清理勉强做得出来，弄得全班起哄，还是李梦樵主任来圆场，他才似逃命样的离开课堂。
形成这种窘况，一方面有教师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特殊的年代真正的大才很难得到合理使用的社会悲剧所致。再好的学术，再杰出的才华，如果用非所长，就跟把一个将军用做伙夫没什么两样。刘国梁跟小姑娘跳绳比赛，未必就能获胜。
提到“八临中”的语文教师，吴宗桂老师特别敬佩周介蕃和高节文两位老师。
周介蕃，全椒人，本来是教中文的大学老师，可在世人的眼里，跟一个穷苦老百姓没什么区别。
数九寒冬，雨雪霏霏。谁也想不到他竟是赤脚穿草鞋走到“八临中”的。他的草鞋，怎么说也不像闻一多先生的大烟斗那样有诗意呀!除了重重的乡野味外，谁还会闻到一丝文化的气息?如果说行路穿草鞋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赤脚穿草鞋走进课堂，就让人多少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了。后来大家终于知道，原来他仅有这些家当!国难当头，一代知识分子竟穷困潦倒到如此的地步，真叫人心酸弹泪!
别看周老师衣着褴褛，其貌不扬，像个赤脚大仙，可来校时间不长，大家就越来越觉得他绝非等闲之辈。
擅长中文，英文却说得比母语还溜。课上，口若悬河，才气横溢;课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特别是他擅写一种像鸟雀一样的书法，当时许多人都搞不清那是怎样一种的书法形式。
吴宗桂老师告诉我，她把仿写的字带回家给他父亲吴聘候看时，才听她父亲惊讶地说：“雀篆，是雀篆!很难见着了，它起于周朝。”这样古老的文字，周介蕃老师却写得得心应手，可见其汉语言文字功底是何等的深厚!
艰苦的环境，终难困住周老师的雅致。每每诗兴大发，先先后后，把全班学生的名字都做成嵌名诗。“长风慕宗愙，久绿期桂花。”吴宗桂老师的名字巧嵌其中，却丝毫看不到雕琢的痕迹，其诗才由此可见一斑。
周老师寒酸之极，却并没有让学生瞧不起，相反，大家开始渐渐地理解他，喜欢他，尊敬他，崇拜他，更有几个学生背地里合计要凑钱给他买棉衣、棉裤和鞋袜，他理解学生们的同情之心、爱戴之心，他更清楚大家都不容易。他知道，共渡时艰时教师应该有更大的担承和责任，在困境中，知识分子更应该保持一种百折不挠的骨气和傲气，因此他坚决的谢绝了学生们的好意——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清高越发的让人仰视!周老师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特有的坚毅力量，向一切艰难困苦宣战，他的这种高贵品格，赢得了所有人的敬仰，许多学生在耳濡目染中，都自觉地和不知觉地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导师。
高节文老师，枞阳人，他的书画落款都署名“鹅洲高节文”。枞阳江心洲，史称“鹅洲”。由此推断他就是江心洲人。他说话，不是一口的普通话，有比较重的枞阳尾音。
他谙熟地理，亲手编《中华指掌》做为我们的教材。在教授地理知识的同时，他总是喜欢穿插一些风土人情的故事于其中，学生们每每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他的课给大家一个突出的感觉：课堂就是一幕大戏，他不仅是编剧，而且自导自演，演得忘情，传神地演出了地理的大美境界。
高节文老师的普通话虽不地道，并不代表他的语文课也不地道。他在课堂上有着极高的凝聚力。你说他方言重，他就把他的方言用到极致。他在语文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尤其重视朗读。每节课结束前，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那就是他用他那带有浓重枞阳口音的普通话，把所上的课文朗诵一遍。这也是他的学生们最喜爱的一个环节。他清清嗓子，准备开始了，全班静无声息。他的声音忽快忽慢，忽高忽低，抑扬顿挫中流转着一种声律美，如百灵在歌唱，似泉水在叮咚，让人如痴如醉，如梦如幻，那感觉比蜜甜，比酒醉人。
高节文老师善诗词歌赋，却又不肯无病呻吟，落笔处，常常裹挟着时代的声息，如：
小园偶感
又是春来到，
江上风光真比画儿好。
小园中海棠依旧妖娆，
青翠芭蕉戏逐墙头笑。
哪知国破需把妖氛扫。
念多情燕子，
朝夕呢喃，
祝主人平安，
常伴君不老。
流亡途中
辗转寻思梦不成，
人情流水两无凭。
五更孤店西楼月，
送到屠门一片声。
如果说《小园有感》流露的情感还有些犹豫的话，那么《流亡途中》，透过“人情”、“流水”、“五更”、“孤店”“屠门“等一系列特定的景象，诗中那种颠沛流离的忧愤之情已呼之欲出了。
吴宗桂老师告诉我，“八临中”里才华横溢的教师数不胜数，甚至连一名普通的教官都有过人的文化修养。她就记得一名叫金鉴的教官，给她毕业题词时，不假思索地提笔疾书：“闻道当年鏖战地，至今犹带血痕流。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这本是凤鸣岗的《悼秋瑾》诗的前四句，而他却故意略去诗的题目和后面四句，用作毕业题名诗，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何其得当，何其精妙!足见其眼界之宽、才思之高、用心之深、期望之切，令人不得不佩服。
1942年春，由于学生数不断增多，“八临中”不得不做一些布局上的调整，即将高中部迁址到汤池谭家包房，初中部仍留在刘墩。硝烟渐散，局势稍缓，年底，“八临中”整体搬迁到庐江县城，校址在“万人宫墙”后面的夫子庙。“八临中”的历史也宣告结束，“八临中”正式更名为“安徽省立第八中学”，简称“八中”，慈浩然顺理成章成为“八中”校长。
短短四年的时间，“八临中”留下了无数的故事无数的神奇，只是时代风云激荡，许多故事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江大河之中，我的轻描淡写的几笔，最多只算几朵浪花，权当作是对它的缅怀对它的祭奠吧。
快八十年过去了，“八临中”的历史的烟云飘飘散散，几乎迷离不清了。吴宗桂老师说，那是一场残梦，是一段流云，可在她的心里，流云依然没有完全散去，残梦依然还有温度。但愿有人在聆听梦的絮语中，能感悟一些家国情怀，能汲取一些民族、人生的精神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