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法宝，是党政机关、军政工作人员做好各项工作的看家本领和基本功。毛泽东同志是倡导并践行调查研究的第一人。终其一生，他总是极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亲自进行过多次社会调查，留下许多调查报告和著作，形成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以事实回答了“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时势之问，回击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31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10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写成8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 一次难忘的调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生动地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以贯之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由此可知，毛泽东是全党践行和推动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人民军队，始终把调查研究当作军队各项工作的箴规圭臬。我的军旅生涯及长期政治理论教学工作的切身体会尤其深刻。
上世纪的1993年，我从南京政治学院毕业返回通信指挥学院，按照当初入学培养目标要求，被分配到学院军队政工教研室从事军队政工教学。当时，党的十四大已经召开，正式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与“特色理论”相适应，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也已成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为落实军委邓小平“军建思想”尽快进校园进课堂的要求，军队各院校都在积极筹备开设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课程。我刚从南京政院学习归来，有接受这项任务的条件和基础，教研室便将开设新课程的任务交付于我。
接受任务之初，很使我犯难。没有教材，缺少资料，9月份明确任务，次年2月新学期必须开课，时间相当紧迫。怎么办?教研室孙传明主任鼓励我，不要怕难，走出去，搞调研。他主动提出与我一道去军队有关院校调研走访，为备课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们一道研究确定国防大学、军事教育学院、西安政治学院为此次调研目的地。
1993年国庆假期刚过，我和孙主任即踏上此次调研的旅程。首站即为驻在石家庄的军事教育学院。这是一所军事教育的专门学院。该院当时尚未开设军建思想课程，座谈交流中他们介绍了开设该课程的设想及准备工作，提供了搜集到的相关资料，请准备开课的教员谈了体会和意见。记得当时该校正在举行一项大型活动，住宿安排都发生困难，还是我院正在该院学习的一位干部学员为我们找了一处连队战士宿舍住了一晩。趁着这个机会，我还去了临近的军械工程学院看望分别两个多月的南京政院同学，游览了石家庄的公园名胜。其中位于学院斜对面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印象尤其深刻。这是一处大型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陵园占地21万平方米，我在园内逐一参观了华北革命战争纪念馆、印度援华医疗队纪念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墓、董振堂和赵博生纪念亭。
结束军事教育学院调研之后，我们又匆匆赶赴北京，前往海淀区红山口的国防大学，先是在大学本部接洽调研事宜，了解相关军事理论问题。尔后来到位于海淀玉泉路的国防大学分部(原政治学院)，调研了解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教学情况。国防大学是我军的最高学府。在我们前往调研之前，邓小平军建思想已经在全军率先开课。事先已经联系对应的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因为该教研室蒋宝祺主任与孙主任过从甚密，我们的到来，不仅受到了热情欢迎且有宴请款待。为了支持我们按时开课，他们将所有资料都毫无保留一一提供，为我下一步完成备课开课提供了充分资料和充足底气。国防大学教研室主任均为军职级别，对于来自兄弟院校的同行，虽然军衔级别差别悬殊，但他们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处处践行着我军官兵平等的传统作风。在为我们饯行的酒宴上，喝的是当年较为风行的“孔府家酒"，曾使我们一醉方休。
此次调研，除主要任务之外，还有两项临时性任务：一是去中央电视台劝返迟滞不归的学院女教员曹丽;二是去山西忻州总参大学生训练基地看望学院在此训练的部分大学生。"劝返"要在北京实施，"看望"则要前往山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军各部队各院校曾招收一大批地方大学生入伍。曹丽就是从四川大学毕业入伍来院的川妹子。此妞虽然入伍来了部队，但由于当时军地经济收入反差太大，总也不安心服役，借军地协作之机，滞留央视不归，学院多次信函催促，她一直置若罔闻。按照行前学院交待的劝返任务，我和孙主任秉持公函，通过多重关卡进入中央电视台大楼，多楼层询问找寻，最后寻访到东方时空栏目组得知曹丽外出采访尚未返回，使得我们一次扑空，杀翎而归。这一次劝返虽然没能完成任务，却使我们获得了一次畅游央视大楼的奇妙之旅。继我们这一次劝返未果之后，据说不久学院又派出专人赴京将曹丽带回学院，后来将她做退伍处理。再后来听说曹丽又返回了央视与某栏目组主编结婚后留在了央视工作。
离开北京，我们又辗转到达西安，来到位于碑林区朱雀大街的西安政治学院继续调研。西安政院与南京政院同属军事系统的两所政治院校，只是级别层次稍有差别。在西政院我们拜访相关教研室，与任课教员多次座谈，获得了不菲的课程资料。同时与我同期毕业在西政院做行政工作的同学亲切见面，相谈甚欢。西安之行同样收获颇丰。
西安之后，我们又继续北往。经太原中转来到了雁北门户忻州。忻州于我，有着别样的情感。1976年代我当兵初始，在北京昌平南召经三个月新兵训练之后，被分到军委工程兵建筑第126团重机连山西忻州(当年为忻县)南城矿石站营区。时隔17年重返故地，心中多有感慨。下午到达忻州，在忻州军分区找好住宿之后，我一人外出，去当年连队驻址寻访察看。紧临忻河铁道的连队营房已不复存在，只见一片废墟，萋萋芳草。少顷，我又回头进城重游忻州古城，径直来到北门城楼观瞻。忻州城楼是一座体现明代建筑风格的古迹。位于忻州市旧城北门。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忻州城原有四座城门，均建有城楼，只北门城楼独存。城楼高三层、十七米，面阔七间，进深四间，三滴水、歇山顶。檐下高悬“晋北锁钥”门匾。楼内无柱，梁架结构简洁，连接严实，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整个城楼，红柱蓝瓦，画栋雕梁，富丽堂皇，甚为壮观，具有很高的文物保护价值。属于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当年我在忻州时城楼远不如现在的模样。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城楼足显破败颓废。如今的城楼经多次保护修缮，显得堂皇壮观，再登斯楼，大有心旷神怡之感。
次日上午，我们搭乘城乡公交车，去往离城10多公里的黄龙王沟总参大学生训练基地，“看望"学院在此训练的大学生学员。训练基地依山而建，多是平房。这里曾是总参三部二局所在地，搬迁后一度废弃。自总参系统大量招收地方大学生入伍后，这里又改做大学生训练基地。新世纪之后，大学生入伍训练交由各军事院校实施。如今这个地方做何用途已不得而知，也是后话。
通信指挥学院派往训练基地培训的有4男1女5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他们来自地方多所高校，都是优中选优的高材生。其中姚芳、朱柏青、李友安三位大学生，三个月培训结束后即到学院军队政工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成为同一屋檐下的战友和同事。当我和孙主任千里迢迢专程来到基地代表学院看望他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正在经受艰苦军训磨练的青年学子，十分高兴。中午时分我们还在基地附近的乡村餐馆订了一桌酒菜，让他们大大饱尝了一顿具有山西风格的美味佳肴。结束"看望"，我们即返回忻州，在忻州火车站乘当日车次经太原返回武汉，结束为期一周的调研之旅。
调研返回学院后，我即根据搜集的丰富资料，迅速投入紧张的备课工作中。为了按期开课，我经常加班加点赶写教案，1994年的新年春节我都没能享受节日快乐，甚至在我舅父春节前病故我都没能赶回家乡奔丧。正是由于我的辛勤努力，次年春节一过，10余万字的《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课程教案新鲜出炉，保证了新学期首次开课。1994年全年由我独自一人承担分别在研究生班、政工班和参谋班全程讲授《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全年完成200余课时教学工作量，成为学院当年完成教学工作量最多的新科教员。年底荣立个人三等功。不仅如此，根据调研和备课过程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我还撰写了《开设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课程，培养新一代合格军队建设人才》论文，被总参政治部《政工导刊》和《通信指挥学院学报》刊登并在武汉地区军事院校协作会议上发言交流，获得了与会人士的一致好评。
发生于1993年10月，在教研室孙主任亲自率领和指导下的这次调研，是一次成果丰硕的成功之旅。在此之前，我一直从事新闻报道和机关工作，无课堂从教经历，南京政院学成归来即被委以开设一门新课程的重任。如果没有孙主任这次言传身教的千里调研，要顺利开好这门新课程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是教研室老主任的热心言传和垂范身教，为我当好教员系好了第一颗扣子，打下了扎实基础。这次调研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犹如玉盘珍珠始终深藏于我的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