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在北京军区某团当电影组组长。当时部队驻守在北京怀柔北部深山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那时也没有网络、电视和手机，收音机也不普遍，城里的文艺团体普遍瘫痪，更谈不上送戏下基层。所以，部队和驻地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极度贫乏，看电影是唯一的最受欢迎的事情。能够为部队和驻地群众放电影，给他们带来欢乐，我和两个放映员都很有光荣感和责任感，工作起来非常投入，既紧张艰苦又感到充实快乐。
当时部队从城市移防到塞外山区不久，还没有建成营房，都分散居住在方圆几十里的各个村庄的村民家中。因为没有大礼堂，部队又高度分散，路途遥远，不便集中到团部所在地看电影，只能以营为单位选一个宽阔的地方，将附近的连队集中起来，看露天电影。一般十天半月来一次影片，如果有大礼堂，全团放一两场就行了，可当时要巡回放映五六场才行。那时，没有汽车等运输工具，只是在外出放映时，团里临时给我们派一辆马车，拉放映机及配件、影片盒、幕布、银幕杆等。看电影时，部队官兵加上驻地村民每场都有好几百甚至近千人，必须找一个宽敞的场地，一般都选在河滩上，因距离村庄较远不好连接电源，只能自己发电，所以每次都得带上发电机。在相对集中分片放映的同时，还要给在很远的地方单独执行任务的连队加演电影。比如，有个连队在距离团部四十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庄单独执行生产任务，我们赶着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行，去给他们放电影。虽然疲惫不堪，但看到等在村口的官兵和村民们兴奋的情绪和渴望的眼神，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疲劳一扫而光，深深感到能为部队和驻地乡亲们放映电影、带来欢乐我们值得。当晚，我们连放了两部影片，夜里就和战士们住在一起，第二天上午才赶着马车高高兴兴地返回团部。
那时，我们给部队放电影，其实也就是给驻地群众放电影。部队官兵和驻地群众就住在同一个村子或同一个院子里，部队一有放电影的消息，乡亲们也就知道了，便会奔走相告。放电影前，部队集合队伍前往放映场，乡亲们却早已带着各式各样的凳子、马扎等在那里。由于在露天放映，银幕都是因地制宜地悬挂，常常是挂在两棵大树中间。由于场地小，往往是银幕两边都有人观看，大多是安排驻地群众在银幕正面观看，而部队官兵则在银幕反面观看。在重要节日或驻地乡政府有什么大的活动时，应他们的要求，我们也会想方设法联系影片，为地方放映电影。我们热情为军民放电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驻地群众也给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比如，他们主动帮助我们清理放映场地、悬挂银幕、提供桌椅板凳、维持放映场村民一方的秩序、装卸马车等。有一次我们在六七公里外的一个连队的驻地放电影，放映中突然下起了濛濛细雨，还要不要继续放映呢?战士们、乡亲们异口同声地高喊：“放!放!放!”这使我们信心倍增。我们暂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快速地跑回去穿上雨衣、打起雨伞、披上塑料布，还有几位战士和几位村民一起，分别打着雨伞为我们放映员及放映器材、发电机避雨。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我们的电影继续放映。
电影组只有我和两个放映员，除了巡回放电影外，还要负责部队每天军号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晚间新闻节目的播放(有时外出放映实在回不来，只好请宣传股的同志暂时帮助一下)，为团里重要会议做会场准备和音响保障，以及重大活动的环境布置等，还要及时将部队先进典型的事迹绘成幻灯片，在新闻片、故事片之前放映，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我们电影组还有一个十分艰难的事情，就是领取和归还影片。当时，我们获得影片需要通过河北丰宁、承德、北京三个电影工作站。按照正常发行渠道，由三级工作站协调所属团以上单位影片放映的周转时间，在三个站之间运转交接，一般是按照计划通过公共交通工具发出和收回电影片。可是当年我们团所在地与丰宁、承德、北京都不通公共汽车，三个站点都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给我们发寄电影片，只能按照他们的通知时间及时派人直接去领取或交还。我们往往是挤在运输煤炭、营房建设材料的卡车上，到达北京郊区县城后，再乘火车、公共汽车到北京八大处或承德，或再从承德乘公共汽车到丰宁。领取影片后还是原路返回，在部队放映后归还影片的路径仍是如此，电影组三个人中总有一个人经常在领取和归还影片的路上。
辛辛苦苦、紧紧张张、四处奔波，但又斗志昂扬、干劲十足、充实快乐，这就是我们电影组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为了活跃部队的政治工作和丰富军民的文化生活，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无怨无悔，这是一段永远难忘的宝贵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