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生于一八八四年，弟兄姐妹七个，他排行第三。年少时，他随父辈从益阳到下柴市来谋生。婚后育有两儿两女，他的大女儿就是我的母亲。
外公与那个年代很多的“地主”一样，从小就接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教育，让心地善良济贫帮困的儒家思想不停地置入他的骨髓，让他从小就养成了怜贫恤老救济鳏寡的习性。
成年后，外公那勤劳、正直、善良的为人处事风格，这在我们乡里可是家喻户晓的。有人想找他帮个忙啊，指导种地啊，他总是十分乐意，从不拒绝。他对家里请的帮工也是关心备至，我从未听说过他苛刻帮工的传说。他对长工黄叔高就有亲如手足的关系，不像我从书本上看到的那种压迫与剥削的关系。黄叔高结婚时由于没有聘礼，我外公毫不犹豫地拿出钱来，为他主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土改以后，黄叔高逢年过节还带着礼物去探望我外公，我不止一次地听黄叔高说起：“你外公，我过去的东家，是一个大好人，他太善良了，太能吃苦了，平时都是他领着我们干活，锄地、插秧他总是冲在前头;青黄不济的时候，宁可自己吃红薯饭，也要让我们吃上米饭;他家的田地也是两亩、三亩买下来的，历经二、三十年才置下那份家业。”
在外公家庭中兴的岁月里，他始终坚持早睡早起，忙前忙后，农闲时总是天还未亮就挑着蔬菜上街去卖，直到七、八点钟才挑着空担子抑或卖剩的几把菜回家。白天他要么到防洪堤上的树林里扫落叶，带把镰刀到洞庭湖里割点枯柴以供做饭取暖用;要么带一把拾粪铲背上背篼去牲口密集的地方拾粪。他的家人和帮工一样，各有分工，也都十分勤劳肯干。
只有家里来客人时，外公才会停下活计，陪着客人坐在晒谷坪上，在暖暖的阳光下，掏出那支陪伴他多年的烟枪来吞云吐雾，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在生活中所承受到的压力挫折这才随着那烟雾四处飘散，童年少年时愉快的生活，青年壮年时创业发家的故事，才会慢慢地重现他的脑海，让他有意无意地露出惬意的神韵。
据说外公是乡里有名的“庄稼痴”，有空总要到田间地头去嗅一嗅，说是看着这绿如绸缎的稻田，就能嗅出米饭的香甜，抚摸庄稼就像爱抚充满希望的新生儿。他守望着他的田地，盼望土地上能收获更多的粮食。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外公的农业生产已初具规模，加上他接受新生事物快，使他的耕作方法、农作物品种的选择，给当地农民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他的家底也日渐丰厚，他用他的智慧、坚韧、果敢，终于在下柴市这块曾经芦苇丛生的土地上创下了自己的家业，名下有了一百多亩土地，建起了一栋两百多平方米的木结构瓦屋。
由于外公家境殷实、知书达礼，让他有能力有条件也有兴趣倡导舞龙灯唱大戏等文化娱乐活动，举凡村子里一切需要财物支撑的公益事业，他都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出钱出力的主力。由于他办事公道、主持正义，这让他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各种社会活动的领头人，村子里有什么难解的纠纷，人们就会请他调停，哪家两口子吵架，他一调解就没事了。叫化子到外公家讨饭，外公会把他们叫到屋里一起用餐，一同享受丰衣足食、社会和谐的乐趣。
外公虽然乐善好施、热心助人，但他对自己和家人却是俭朴到了苛刻的程度，他十分珍惜那乱世荒年里积累下来的财富。田里的稻穗他舍不得留下一根，晒谷场上洒落的稻谷，他也要小心翼翼地拾起，饭碗里的饭粒总是一颗不剩。他身上穿的衣服也大多是我外婆亲手缝制的粗布衣衫，他穿的内衣鞋袜也总是补了又补。母亲曾多次跟我讲起我外婆悭吝的故事：我大舅相亲那天，客人已经到了我外公家，而我外婆还在啃一块猪头骨，由于舍不得丢弃，于是，便躲藏起来，直到啃完那块猪头骨才出来招呼客人。
让我外公始料不及的是，用血汗、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财富，却让他和他的家人因福得祸。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那场土地改革的大潮中，外公的田产被人瓜分了，而且，因为家庭成份不好，还经常被人叫去训斥批斗，过着半饥半饱而且充满恐惧的生活。从此，一个玩派头、讲排场、逞阔气的农民精英，就再也没有兴趣提起自己创业时的那些豪气冲天的旧事了，他用沉默来维护他的尊严，用隐忍来埋藏他的耻辱，用压抑来遗忘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风风雨雨中，外婆患上了老年痴呆，不久，便离世了;二舅因劳累过度死于田间，二舅去世后，二舅母由于不堪承受“地主婆”的打击，抛儿弃女改嫁给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贫农;加上我大舅早已过继给我大外公做继子，从此，只留下我外公和我二舅的儿子一起生活。逢年过节，外公家便再也见不到宾客满堂的热闹场面了。
从我外公的人生里，让我了解到一个旧时代富裕农民的宽厚、慈爱、义气，他们是善于经营的“田秀才”，同时又是勤俭致富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