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72年吧，不是十分准确，父亲做了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同时兼任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老师。
到了六月，学制两年的初中生毕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摆在了父亲的面前，他必须推荐上高中的学生了。那时候的升学不用考试，是推荐，上大学都是这样，更不用说上高中了。
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教师都是偏心的，他有他的心肝宝贝。他能做的只是尽量公正，但是，在私底下，他不可能绝对公正。
在父亲的班里，父亲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黄俊祥，他来自于一个叫“金崔”的村子。父亲每一次见到黄俊祥脸上都有笑容，这是很不容易的。父亲在我的面前都很少笑，他严厉和缺笑的面容方圆十几里都很著名。
黄俊祥最出色的一件事是写作文，这是父亲喜欢他的根本原因，哪一个语文老师不喜欢作文好的孩子呢?我从小就喜欢看父亲批改作文，我读过数不清的作文，我读过数不清的批语和评语，这对我的未来是有帮助的。它帮我建立了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父亲的批语和评语在那儿。
(对了，1977年，中堡公社搞了一次语文大赛，包括作文。我考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分。试卷是父亲出的。成绩出来之后我受到了质疑，类似于《藤野先生》里头的“勿‘漏’为要”，影响很不好。我和我的父亲什么都没说，他很淡定，我很愤怒。我们这一对父子是多么骄傲的人，都骄傲得过分了。我们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
父亲批改作文很敬业，也严厉，任何一点“逻辑上”的谬误或语病都逃不出他的眼睛。他的批语才华横溢，苛刻里头有幽默，类似于上海作家陈村先生的“促狭”。说到底父亲还是过于无聊了，他很享受他的“文学评论”。父亲是严格的、吝啬的，他很少在批语或评语上表扬学生。
但父亲在赞许黄俊祥的时候不甚冷静，常用“好”和“非常好”这样的短句。在我还不知道“黄俊祥”是谁的时候，我就熟悉他了。他的钢笔字也很漂亮，一句话，在父亲的眼里，黄俊祥哪哪都好。
父亲还做过一件夸张的事情，把黄俊祥的作文拿出来，专门读给我的母亲听。后来我就认识黄俊祥了，高个子，很帅——你要相信的，老天爷并不公平，在校园里头待了那么多年，我就没见过学习很好而相貌猥琐的学生。
不幸的事情立即就发生了，父亲送出了他的高中生推荐名单，黄俊祥所在的大队，金崔，也送出了推荐名单。这个名单有出入，一个有黄俊祥，一个没有。
在父亲的教师生涯里，最紧张的一件事就这样来临了。
我相信父亲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去了一趟金崔大队，带回来的消息很不好，黄俊祥的“家庭成分”有些“小问题”，要不就是黄俊祥外婆的“家庭成分”有些“小问题”。但是，即使是1972年，还是有一小部分“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上高中的机会，黄俊祥为什么就没有呢?他被人“顶包”了。父亲很不甘，他开始了他的努力。
我不想说父亲有多善良，我只想说，所有的教师都有一个基本心态，希望自己的学生，尤其是自己所看好的学生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有些学生继续读书是没有意义的，而另一些学生，一旦得到同样的机会，他会把自己塑造成另外的一个人。教育就是这么回事，永远是这么回事。这不是不公平，相反，这才是公平。
一连好几个来回，形势都不容乐观，父亲越来越沉郁了。黄俊祥的老父亲终于出面了。他来到了我的家。他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父亲的身上。他笨拙地说着“好话”，希望能感动我的父亲。父亲呢，也一直在说“好话”，他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他对黄俊祥的喜爱。我坐在一边，心里头已经很清楚了，父亲是“没用”的，他的任何意见都不可能成为“决定”。父亲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就差说“我没用”了。
但是，绝望的人就是这样，他盼望奇迹，他盼望最后的一根稻草能够提供足够的浮力，好让他慢慢下沉的身躯再一次浮出水面。黄俊祥渴望上高中，他在家里也许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在逼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只能来求我的父亲。黄俊祥的父亲勾着腰，笨嘴笨舌，却也竭尽全力。
大概就在发榜的前夕，一个大清早，我打开家门，突然发现我家的门扣上挂着一块猪肉，两斤的样子。虽说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我第一眼就知道了，这块肉是黄俊祥的父亲在天亮之前送来的。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他一定看出来了，唯一愿意帮着他儿子说话的，只剩下我的父亲。他依然没有放弃。他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们一家人都在回避那两斤猪肉。家里的气氛很沉重。我估计我的父亲一直在盘算：如何去处理这两斤猪肉呢?退是没法退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块猪肉是从哪里来的;不退也不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块肉是从哪里来的。心知肚明而又无法言说，这大概是人生当中极为纠结的一件事了。
天气太热，一块猪肉是不能存放太久的。扔掉?这是不可能的。我敢肯定我的父亲想都没有这样想过。在1972年，没有人会做出那样疯狂的举动。大约在傍晚，父亲决定了，他让我的母亲拾掇那块猪肉去了。
孩子都是馋的。但是，即便馋成我这样，我在吃肉的时候依然有罪恶感。“罪恶感”这个词在当时是不存在的，个孩子对自己的内心活动不可能有那么精确的命名能力，但是，我心里头极其古怪，这是真的。整个晚饭都非常古怪，这也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还记得这顿猪肉的根本原因。但我说“罪恶感”一点也没有夸张——后来我见过已经成为“社员”的黄俊祥，我选择了回避。
我估计我的父亲也有罪恶感。我这样说当然有依据，他一直在创造机会“补偿”黄俊祥，一个没有罪恶感的人是不会那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就在第二年的秋天，我的父亲专门把黄俊祥“请”回了学校，父亲让黄俊祥给在校的学生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我没有听，我知道黄俊祥会说什么：没有上高中，一样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然了，这个“广阔天地”不包括工厂、部队、学校、商店。它是农田。它只是农田。
这么多年过去了，公正地说，父亲是不该愧疚的。他把我们三个孩子养大已是不易，他又能有什么“用”呢?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大女儿退过学;他的二女儿和他的小儿子是小学里的同班同学，为了避免两个孩子同时“推荐”上初中，他只能让他的小儿子在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选择留级。对自己的孩子他也只能如此——他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知道黄俊祥现在在哪里，他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兄弟?你还好么?我的父亲没有能够帮助你，我在这里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孙辈。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能读到这本书，我想告诉你，作为你的老师，我的父亲，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你要原谅他。耽搁你的真的不是我的父亲。
我们有机会见面么?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坐在一起，好好吃一顿猪肉。
陈德荣
陈德荣是我到了中堡之后认识的，比我年长两岁。从理论上说，我不该和陈德荣在小学阶段做同学，但是，我留级了，这一留，我们就成了同班同学。
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强势，所以，我们之间也有问题，这在小伙伴之间是常有的事。我的母亲把这样的关系叫作“狗脸亲家”——“狗脸亲家”说好就好，“狗脸亲家”说翻脸就翻脸。我们打了，好了，又打了，又好了。循环往复。他的拳头比我硬，我的速度比他快。
1976年的9月，我们俩同时进入了中堡中学。他是甲班的班长，我是乙班的班长。10月，中国迎来了大事件，“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外“欢欣鼓舞”，在家里吃喝拉撒。
就在11月，天开始冷了，陈德荣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校长不知道为什么生了陈德荣的气，就批评了陈德荣和他的三个同学，说陈德荣在搞“四人帮”。陈德荣更生气，他要报复校长。他用粉笔在公社革委会的大门上写下了五个字。套用一句当年的术语，他写了“五字反标”。他都“四人帮”了，那就要干“四人帮”该干的事。
第二天的一早我的母亲就把我从床上叫起来了，她故作镇定，让我“听写”。这是不同寻常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当我反反复复书写“打”和“倒”这几个字的时候，高度的政治敏感已经充满了一个十二岁少年的心。我慌了。母亲更慌。她把我的字看了又看，极度地焦虑，还不敢明说，不敢问——我有坏毛病的，喜欢到处写。有时候用粉笔写，有时候用铁钉写。
当我确切地知道真实情况的时候，我更慌了。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我吃不准——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都被这样的心情所折磨。我们不停地“听写”小组“听写”，班级“听写”，学校“抽样听写”，上级“考察听写”。
但专政的力量毋庸置疑。时间很短，破案了。是陈德荣写的。我松了一口气。原来不是我，这让我高兴坏了。专政的效率更是雷厉风行，陈德荣被开除，陈德荣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因为年龄的缘故，陈德荣没有被县公安局带走。
陈德荣被开除了，但陈德荣不允许离开中堡中学。“中堡中学大批判小组”在第一时间就建立起来了。队长是一位老师，队员则是初中一年级的“好学生”。初一(甲)班五个，初一(乙)班五个。十个人。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的，十是中国政治里头极为要紧的一个数字，所有的“坏人”都有“十大罪状”——不多，也不少。我们被集中起来了，读了很长时间的报纸，也喊口号。
最后，我们统一了认识，同时确定了陈德荣的“十大罪状”。批判小组把每一条罪状分配给了不同的队员，太巧合了，正好一人一个。我的题目我依然记得：《陈德荣是一个惯偷》。这个题目很不好，每一次批斗都会引来笑场，人们把“惯偷”听成“罐头”了。我要求改动，被拒绝了。稿子是审批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批判稿都是队员们自己写，然后，“交上去”。我的稿子是怎么写的呢?简单地说，栽赃。我所写的东西里头没有一样是真的，大批判小组里头的“十大罪状”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栽赃。很奇怪，我们都清晰地知道我们在栽赃，但是，在那样一个特别的语境里，栽着栽着，不知道自己在栽赃了——我甚至把小学阶段的一些“失物疑案”也栽赃到陈德荣的头上去了，“事实证明”，那就是陈德荣偷的。“事实”在不断地“证明”，陈德荣做出“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他早就有“预谋”了，他早就在“积蓄”了。
我唯一的担心是我的栽赃“不够”：“不深刻”“不全面”。
我想说的是，十二岁的孩子也可以迷狂，十二岁的孩子也可以很邪恶——我当年就是这样的。只要“上面”需要，什么都做得出来，什么都敢。
“中堡中学大批判小组”终于出动了，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没有人敢和陈德荣说一句话，我也不敢。陈德荣是自觉的，每一次他都走在队伍的最末端。我得说实话，最初的一两次我挺高兴——你他妈的拳头硬，现在你还硬不硬了?但时间久了，也有我看不下去的时候。
我想说一件事，在批判大会散会之后，我们，“批判小组”的老师和学生，每个人都能得到两个烧饼和一碗开水。一开始陈德荣以为也有他的份，他都过来了。但事实是无情的，计划是无情的，陈德荣没有。他必须饿着肚子。后来再发烧饼的时候，陈德荣就离得远了，也不敢太远——他的这个举动给我留下了触目惊心的记忆。
十二岁，一个孩子，在特殊的背景底下，他在1976年参与了一项邪恶的事情，我想我不会苛求自己。但是，我清晰地感受过内心的邪恶，我清晰地感受过我在邪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兴奋——这些都是真的，这是绝对不可以被遗忘的。
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在破案之后的心理状态。随着陈德荣的被“定性”，我一阵轻松，突然意识到我依旧是一个“好人”，这个“好”在迅速地扩张、膨胀，都接近“英雄”了。我在刹那之间就建立起了巨大而又可靠的道德优势——从今往后，我说陈德荣是什么，他就是什么。我没有权力，可我就觉得自己拥有了切实、有效的权力。有一句话我在当时还说不出，但意思都在：因为别人的垮掉，我自然成了一个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事实证明”，我是。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
自信这东西极为复杂，有心智上的自信，有肉体上的自信，但是，有一种自信我们必须警惕：道德自信。因为道德自信，一个人极容易陷入迷狂，它让你手握绝对真理，然后，无所不为。这个无所不为自然也包含了无恶不作。作恶和道德上的绝对自信永远是一对血亲兄弟。
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敢确定谁“更”重要，但是，从我的成长经历来看，告诉自己不拥有绝对真理最重要。因为不拥有绝对真理，你才能宽容，因为不拥有绝对真理，精神上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你才有自由。
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写过不少关于文革的作品，但我从来没有写过“反标”题材。有一度，这个题材相当热门——现在，我的读者想必知道了，我为什么不愿意写。我在回避。我不情愿去碰它。这里头有我的软肋，我的疼。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德荣的音容笑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说实话，我很害怕哪一天突然见到他。但是，我知道的，我迟早会遇见他，我迟早会面对他。这件事我必须面对。今天不面对，明天还是要面对，逃不掉的。2003年11月，还有两个月我就是一个逼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了。我告诉我自己，不能等了，不能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太漫长了，那太不体面了。四十岁之前我必须在这件事上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通过多方的辗转，我找到了德荣兄的电话，我们聊了很久。我把想说的都说了。但是，我非常清楚，这是没有意义的——于德荣兄没有意义，他所受到的伤害我们只能想象，永远也无法体会，他的小半辈子其实都毁了;于我也没有意义，那件事我做过，这是抹杀不掉的。无论如何，1976年，我十二岁，那是我人生当中最丑陋的一年。
但我这么做依然有意义，我愿意用一句粗俗的话来寻求这样做的意义：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能够安慰自己的只有一点，自己去还，和被别人在大街上逮住了再还，这里头有区别。
我要感谢德荣兄的海量和善良。祝你平安、幸福。
那样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再做了?不，我不会这样说。这样说是很不负责任的。我愿意相信，那样的事情我依然有可能再做，因为胆怯，因为虚荣，因为贪婪，因为嫉妒，因为自信，因为不可思议的“一个闪念”，都有可能，只要外部提供充足的条件。作为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我不愿意独立地相信我自己，我也不愿意独立地相信外部——我更愿意相信向善的生命个体与向善的外部条件所建立起来的向善的关系。
我不会那样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情愿把那样做的可能性悬置在我的内心，这对我有好处你想心安理得，你就得小心你自己。
2013年2月28日
三稿于南京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