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春晖
01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为更好地为基层服务，丰富广大职工的文化生活，汝城县工业局成立了一个电影队。当时县工业局下属企业有曙光煤矿、铅锌矿、大围山钨矿、水泥厂、石灰厂、机砖厂、矿产品公司、建筑公司、药材公司、煤炭公司等厂矿企业，经常电影放映的单位还有县氮肥厂、文明水库、满天星电站等单位，一共有十多家。当时的县工业局局长是何显祥，后来何显祥调到郴州市乡镇企业局，由何大美接任局长。两任局长都非常重视电影下基层这块工作，要求电影队每月至少有一次到两次到下属企业放映电影，因此，电影队的工作便显得较为繁重。
原来电影队只有一位人员，即是从县广播局调来的雷炳烈师傅，由于人手少，难以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于是，1977年初，县工业局将我从县建筑公司调到了县工业局电影队，与雷炳烈师傅搭档，雷炳烈师傅即成了我从事电影放映的入门师傅。即此，我也结束了6年的建筑工人生涯，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工作环境，从1977年初至1980年4月调离县工业局电影队，从事电影放映三年多时间。
时过境迁，我从事电影放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年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充满朝气和热情，充满向往和憧憬，对社会一切新的事物充满新奇，而至今，年逾花甲，两鬓染霜，眼花背驼，龙钟老态，老话说过白驹过隙，真感叹时光的易逝。现在，每当我坐在电影院那舒适的座椅上，享受着那声光俱佳的宽银幕数码电影，每当我从中央电视台六频道重新观赏着那些老影片，我不禁会回想起40多年前翻山越岭、一路颠簸把电影送到基层的日子，怀念那段艰苦和充实的时光，怀念已去世多年的县工业局何显祥和何大美两位老局长及同事三年多的雷炳烈师傅，以及局办公室朱上才主任，感谢他们对我本人的关心和照顾。如今，当年那些厂矿企业或已改制，或已倒闭，但我真想，有机会能再回去看看，哪怕剩下的是遍地野草，残垣断壁，因为那里留下了我年轻的足迹，留下了我永恒的记忆。
02
那时，我从建筑工地走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只有一身的力气，由于文化低、基础差，手拙脑笨，从事电影放映的技术活，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最终成为了一个合格的电影放映员。在雷炳烈师傅的指导下，我从制作幻灯片和放幻灯机开始学起。制作幻灯片相对容易，即在一块玻璃片上涂上广告色，用一根筷子削成尖尖的，在玻璃片上写字或者描绘图案即可，幻灯片插入幻灯机后照射在银幕上，按顺序一片片地替换，完成投放过程。
之后，学习检片，即检查电影胶片的损伤。将两个卡子安放在一张桌子的边缘，左边装上影片，右边装上一空片夹，左边的影片拉进右边的空片夹里，右手摇动，在影片的移换时，左手捏着影片细心观察，看胶片是否有划痕，齿孔是否有损伤，这需要耐心细致的。那时，电影公司有规定，租片时没有检出损伤但还片时被电影公司检出损伤的，将根据损伤程度，要负赔偿责任。曾经有一次，因时间匆忙，只检查了片头，后面没有全部检完，未能发现影片有划痕，被电影公司罚款60元，由个人负担30%，让我损失了半个月的工资。
再之后，是学习电影放映，我们特地从电影公司借来一盘报废的用来练习的胶片，反反复复地练习装片、换片、卸片和调试放映效果，熟练生巧，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最后做到能在放映场地那漆黑的夜晚，不开灯地摸黑操作装片换片，达到又快又准，不出丝毫差错，放映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让观众们惊讶。
电影放映的最难点是处理放映机的机器故障，当放映时，突然出现跳片卡片、无声音、无电源等情况，譬如电影无声音，有可能是音带移位、硅光电池被烧毁、喇叭烧坏、喇叭线两端插头松脱或断线、线路板元件毁坏等多种情况，这要求放映员能熟悉掌握基本技能，及时快速地准确判断和排除故障。那些年，随着放映技术的提高，这一般故障我基本上能处理，唯有一次，机内一只二极管被烧坏，无法现场处置，电影放映只能中途而止。
03
当时我们电影队使用的是一台广州产的16毫米电影放映机，曾有一次，放映机有几个零件损坏了，县电影公司也无法修复，局领导指派我专程去广州的厂家，把零配件购回。那时，各公社有一个电影队，一般配置的是8.75毫米电影放映机，与16毫米放映机相比，银幕小，清晰度差，容纳观众人数有限，我们的16毫米电影相对来说，更受基层欢迎。
1977年以后，一大批“文革”时期打成毒草的电影相继恢复上映，当观众们看腻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和八个样榜戏之后，对“文革”前拍的《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李双双》等影片格外喜欢，当看完了《李双双》，结尾男女主人翁有句对话“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便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而看完了《冰山上的来客》之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经典歌曲，更是让人们传唱了几十年。
当夜幕还未完全降临，在露天场地里，我们会拉好银幕，接好电源，架好机器，调好声光。这时，老人和孩子们会早早带来板凳，占好位子。从大家兴高采烈的神态里，看到了当时文化生活的贫乏和对精神食粮的渴望。天断黑后，电影正式开始，那时，一般会带两部电影，正片放映前，还会加映一部十分钟右右的伟大领袖接见外宾的《新闻简报》短片，全部放完接近三个小时，无论是星空朗朗，还是细雨霏霏，打着伞也会坚持放映完，直到“剧终”散场。
在那三年多的下乡放映里，我不能记住每一次的下乡放映经历，但曾经的一些片断仍铭刻在脑海里，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记得第一次下乡是到铅锌矿，印象最深，那是1977年春节前，我刚调到电影队，县工业局组织到企业春节慰问，雷炳烈师傅安排我放幻灯机，并宣读县工业局致广大职工的慰问信，因为是第一次大庭广众之下面对观众，心里也紧张，也由于自己是近视眼，眼镜与视力不匹配，当打开幻灯机看到银幕上的字迹模糊，我脱口而说：“拐了，看不清”，话音从话筒传到喇叭扩出，观众中立即笑声一片。是雷炳烈师傅接过话筒读完慰问信，才解我一时之难堪。
04
工业局所属厂矿企业离县城最远的是曙光煤矿，地处文明乡境内与宜章县长策乡交界处，距县城近60公里。煤矿有一部嘎斯车，是矿里的生活用车，从县城回矿里达二小时车程。那时的公路路况很差，沙石路面，特别是从文明圩到煤矿的那段近10公里乡村路，车辆颠簸厉害。大概一年后我能单独胜任电影放映工作后，雷炳烈师傅同车经过山田坳时都会下车，因他妻子儿女生活在农村，回到他延寿桑坪村的家中，这样就经常一人独自下乡放映。开车的李师傅有意让我坐驾驶室，但我担心放映设备在车厢里可能会丢失，也可能会被颤抖损坏，便会惋拒好意。我记得在三年多的放映下乡时间里，从没有一次坐在驾驶室，都是站在车厢里，任凭风吹雨淋日晒，遇到坎坷路段时，一手扶着车厢板，一手提着放映机箱，保护着设备。记得有一次大坪的下祝村开来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县城接我去该村放映电影，途中，突遇倾盆大雨，当时又没地方躲雨，为避免放映机及音响淋雨损坏，只能脱下身上的衣服覆盖在上面，自己却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曙光煤矿那时是一座县属国有小型矿山，1970年兴建，2003年企业改制后由私人租赁承包经营，2010年因一场煤窿炸药爆炸，炸死17人后被彻底关闭。那些年，年产煤炭一万吨左右，有职工和家属一百多近二百人。在那里，我是第一次看到刚从矿井回到地面那一身墨黑，戴着矿工帽，帽子下面满脸乌黑，只露出两排洁白牙齿的真实的煤矿工人形象。
矿部座落在一片山坡上，一幢二层的砖木结构楼房是矿办公室和矿领导宿舍，二楼有几间客房，每间房有几张架子木床，床上被褥单薄，看样子不是经常换洗，多少个夜晚我放完电影，在那客房里和衣而眠。山坡上分布着几排住着矿工的干打垒的平房，和一座食堂兼餐厅的礼堂，我曾走过几户矿工家庭，看到了他们凉晒在外面的破旧的衣物，室内简洁的陈设，确实很是艰苦，才知道他们生活的清贫，工作的艰辛和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缺乏。所以，每次来到煤矿，都能感受到他们从矿领导到职工的热情与期望。
那几年，矿党支部书记叫宋英才，乡镇干部出身，是一位忠厚纯朴、待人热情的长者，每当我们来到煤矿，老远见到我们便会面带微笑伸出宽厚的大手同我们握手问候。煤矿李矿长是一位部队正营职干部转业到煤矿担任矿长的，性格豪爽，声音宏亮，办事说话风风火火，时间一久，便称兄道弟，勾肩搭背。每次，他们都不让我们去食堂排队吃大锅饭，并嘱咐厨房单独炒两个好菜，在食堂旁边的一间小餐厅里，为我们准备了招待餐。
出于对煤矿工人的同情和尊重，每次上半夜放完电影之后，由于井下工人是三班倒，夜班工人是晚上12点下班，我们还会为下晚班的二、三十位工人再免费放上一场电影，直到凌晨二、三点。那时，电影队是按每部影片20元向放映单位收取，其中15元是交给电影公司的片租，加收的5元是放映人员的下乡补助和机器维修费，这免费放映只能向电影公司瞒报放映场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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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曙光煤矿二、三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良田坪农场，这是一个为下放到当地生产队的知识青年的集中管理而兴办的农场，在1979年知青们回城后，这家农场也随即撤消了。在1977年、1978年那两年里，每到曙光煤矿放映，良田坪农场也是我们的一个放映点。
良田坪农场地处一块平坦宽阔的田野里，周围种着玉米、花生、大豆等旱土植物，两排简易平房安置了五、六十位下放知青。这些跟我年纪相仿略小二、三岁的弟妹们，充满朝气，来到这里，让我进入了他们这个群体，打成一片。这里没有客房，晚上睡觉只有麻烦他们挤一挤，让一个床。有时候，放完良田坪农村，周边的幸福大队、良田大队等也会邀我们去放映。
每次到文明，最后一个站是文明水库，那时文明水库正是初建时期，修建文明水库的民工和知青达数百人，山沟里、山坡上到处搭建着工棚，在指挥部办公楼前面的一块空地里，每次放映电影，民工、知青和附近五一村、秀水等村庄的老百姓挤满了这块空坪，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大片。前年，曾随一群文友去文明水库采风，阔别40年的旧地重游，那块空坪早已水泥铺面，那两杆挂银幕的柱子早已化为腐朽，那幢指挥部办公楼也已拆除，建成了一座漂亮的大楼，花园式的环境，旧貌换了新颜。回来后，有感写成一篇散文《文明水库，保藏在记忆中的那一片湖》，发表于媒体。
那时交通极度不便，回城的路径只有二条，一是联系铅锌矿，由矿里送矿石到白石渡火车站的汽车返回时入文明水库接上我们去铅锌矿，二是由文明水库的拖拉机送到文明汽车站。当时，郴州至汝城仅有上午和下午两趟班车，乘车的人又多又挤，很难买到车票，时间久了，有幸认识了一位姓罗的车站工作人员大姐，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和照顾，一个人爬上爬下，把放映设备送上客车车顶，自己挤在车厢里，安全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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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走的路是到大围山钨矿去放电影，从县城到大围山钨矿，虽然不到三十公里，但经井坡入龙虎洞水库后直至库尾，有一条因开设大围山钨矿而开挖的上山小道，在陡峭的山体上蜿蜒，直达海拔1600多米白云仙主峰下面的大围山钨矿。从山脚下公路上起步到矿部，足足要登山一个小时，路险坡徙，爬一段，抬头望一段，仿佛永远爬不到尽头。山道旁，是茂密的树木和茅草，隐藏着深不可测的悬崖。那时，矿里专门雇请了一些挑夫，专门负责运送上山的生产生活物资、建筑材料和设备，以及运出加工好的钨矿产品。据说当时的运费是每100斤上山2元，下山1.5元。我们的全套放映设备有放映机头箱、一个喇叭箱、一袋银幕、两盒电影胶片，一起也有一百多斤，每次都由一位挑夫挑着，一步一步向山上挪去，我紧随其后，随时做好接应，担心挑夫失脚，万一摔下山崖，将机毁人伤。
曾经有一次，矿里运了几桶柴油回矿，在山脚卸车时我上前帮忙，一不小心滑倒后那400斤重的油桶砸在我的脚腕上，好在没有伤筋动骨，忍着痛也爬到了矿里，第二天回城后，受伤的脚腕肿得圆滚滚的，不能落地，休息了好些天才恢复正常。
白云仙，山峰挺拔，峰峦峻秀，因海拔较高，天无三日晴，经常笼罩在浓雾之中，气候寒凉。大围山钨矿原来叫汝城县钨矿，为与汝城钨矿的区别，后面加了一个县字，表示为汝城县地方国有企业。当我们气喘吁吁地来到矿部，在一道窄窄的山梁上，修建了两栋红砖水泥二层楼房，一栋为职工宿舍，一栋一楼为食堂和餐厅，二楼为办公室和宿舍及客房。餐厅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可以用来挂银幕放电影，因大围山的风大，露天无法挂稳银幕，每次都在餐厅里放映。
当年，有四、五十位干部职工长年累月地生活在这恶劣的环境里，在离宿舍区数百米远的上方，那里是大围山钨矿的坑口、废石坡和建在陡峭险要山坡上的选厂，有一次，我曾随着宋多福矿长走进坑口，走入窿洞，去窥探那黑洞洞的地下世界的奥秘。
记得是1978年的冬天，有一次上山，放完电影后，当晚气温骤降，北风呼啸，天上飘起了霏霏细雨，浓雾一阵又一阵卷过矿区，笼盖着大围山。第二天早上起来，走至室外，只见整个山上一夜之间白了头，呈现着银白色的一片。那树尖尖、草芽芽上的雾凇，宛如琼树银花，清秀雅致，美丽皎洁，晶莹剔透。那一簇簇、一团团的雾凇点缀着大围山，让大围山成为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人在其中，犹如仙境。因为这场冰雪，把我困在山上三天，跟工人们打了三天扑克，三天后，冰雪消融，方才下山，回到县城。
大围山钨矿继续往上走，约一公里山路，是井坡钨矿。井坡钨矿是当时井坡公社的一所社办企业钨矿，来大围山钨矿，很多次井坡钨矿都会相邀去放一场电影。井坡钨矿海拔更高，接近白云仙山顶，这里鲜有树木，山坡上到处都是漫漫荒草，雾多风急，环境更为恶劣。据说，矿里也有三、四十位矿工和管理人员，他们的采矿和选矿还是原始的手工方式，窿洞中掘进还是用钢钎加大锤，下面的县矿却是风钻机，大围山钨矿选矿用摇床了，这里却还是用手工漂选。他们生活工作在这片荒凉的大山里，他们更渴望看到一场电影，希望为他们沉闷单调的生活带来些许清新的气息。
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平地，包括矿领导的住所和办公室以及工人们的宿舍，都是用木板树皮及油毛毡搭建而成的矮小的房屋。室内更没有放映场地，只要不是刮大风和下大雨的天气，在矿办公室前面一块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上，在屋檐下挂上银幕，才能勉强地放上一场电影。离开井坡钨矿时，有时不走回头路，而是沿着一条比较平缓的山路，由矿里派人挑着放映设备，步行约一小时把我送到小垣，再乘汝城钨矿至县城的班车回城。
至今，白云仙山顶已兴建了一座风电场，从龙虎洞水库大坝处修建了一条公路直通山顶，这几年，我曾随同友人几次登上白云仙，山顶上的那座庙，当年我从大围山方向攀登而上前来朝拜，这里是人迹罕见，破败不堪，只剩断壁遗址。现在又修好了，菩萨又立起来了，旗幡竖起来了，庙里香火正旺，香客络绎不绝。当我站在那巨大的风电轮下面，俯视着龙虎洞水库，一览无余，看着这群山莽莽，我又想起那些年在大围山钨矿和井坡钨矿放电影的蹉跎岁月，想起了这大山的另一侧的那座矿，和矿里的那些曾经相处过的朋友们，我在这里问一声：“这么多年来，你们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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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4月，我调离了工业局电影队，调到县药材公司工作，结束了三年多的电影放映工作，现在想起，这三年多时间里，也是我走进社会、认识社会，学习知识、丰富人生的一段收获巨大的重要阶段。过后两年，县工业局机构被撤消，人员职能合并于县经委，雷炳烈师傅也被调到县曙光煤矿任党支部书记，电影放映机也随着他带到了曙光煤矿。
在那三年多时间里，每到一个放映点，都会受到放映单位领导的热情接待，也得到放映单位一些朋友们的大力配合帮助，他们帮我挂银幕、接电源、打帮手，安排食宿，至今，我都没有忘记他们的名字。如大围山钨矿的刘凯，曙光煤矿的柱古，铅锌矿的海涛，氮肥厂的李万兴、陈茂珍，满天星电站的黄江涛，文明水库的黄利辉，等等，特向他们致以迟到的谢意!
光阴似箭，流年似水，四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胶片电影和露天场地逐步将退出历史舞台，老式电影放映机不管是8.75毫米还是16毫米，还是35毫米已被新式数字放映机所替代，电视及新兴媒体已进入普通百姓家。但当年的我们所送电影下乡，那厂矿、企业、农村的露天电影，它毕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它曾经给那些渴望精神生活的人们带来过喜怒悲欢，激励过一代人。当我想起那些年代所做的点点滴滴，我以为有所为有所值，仍然会被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所感动，因为那段时光镌刻着我的青春的痕迹，记录着我那最纯真和最美好的情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