羑河纪事二九九（新鲜感是和旧人去体验新事物，不是和新人去循环旧事物。）羑河纪事二九九在良治上发声文生上回聊到治理理念要有新的说法评定，老文说寻找相关资料。老文看到，生产方式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和政体，不同制度政体的治理理念是不同的。每一个治理理念，都是针对特定的社会制度产生的，都是与现实结合的产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没有放之四海的治理理念，每个治理理念在实践中都有良政劣政之别，在这其中有其道，即对所有制度的判定方法，是不是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治国实践与理念，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治理指导思想，这得益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呜。“治”，本是一条古水的名字，它出自泰山，引申为从水的初始处、细小处开始，进一.....
羑河纪事二九九
在良治上发声
文生
上回聊到治理理念要有新的说法评定，老文说寻找相关资料。
老文看到，生产方式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和政体，不同制度政体的治理理念是不同的。每一个治理理念，都是针对特定的社会制度产生的，都是与现实结合的产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没有放之四海的治理理念，每个治理理念在实践中都有良政劣政之别，在这其中有其道，即对所有制度的判定方法，是不是前进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治国实践与理念，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治理指导思想，这得益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呜。
“治”，本是一条古水的名字，它出自泰山，引申为从水的初始处、细小处开始，进一步引申为对河流整修、疏导；“理”，本义是石质物质的组织纹路，引申为将山上挖来的璞石加工成美玉，使之成器，进一步引申为整理、整治。
战国时，“治”与“理”开始合为一词并用于国家管理。荀子说“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韩非说“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
司马谈父子的《论六家要指》认为，诸子学说“务为治者”凡六家：儒、法、道、墨、名、阴阳。阴阳学说属于哲学，是当时各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名家学说主要讨论逻辑问题。这样，产生于诸子时代的治国理念主要涉及墨、法、道、儒四家。其实《易经》也是各家学说的理论逻辑基础，兵家有不少涉及治国的认识，但都未论及。
墨家治国理念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十大主张。其一，墨家治国理念是道德主义的。所谓道德主义，从个人良好的道德出发治理国家，需要“人人以自苦为极。”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其二，墨家学说三位一体。道德主义治国理念，工程技术知识，古典逻辑体系。知识真理与道德政治、公平正义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工程技术在儒家看来，是奇技淫巧。其三，墨家政治学说具有平民主义特征。其四，墨家有着严密的组织。
在现实中，墨家的政治主张没有全面实施过，只能夹杂在其它各家中实现。
老文认为，原因是墨家主张敬神事鬼,不为早已树立人间神位的统治者所认同，同时，墨家是一个严密组织，也为统治者所忌讳，所以兴盛一时的墨家很快沉寂无名。
法家治国理念：一，功利主义是基石。所谓功利主义，从国家立场是把国家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从个人立场是把个人利益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二，以法、术、势为核心。慎到讲“势”，申不害讲“术”，商鞅讲“法”派，韩非综合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三，治理国家绝不能依靠道德进行说教，必须靠奖善罚恶来治理。在法家看来，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主张政事“一断于法”。 四，法家认为法规以社会信用为前提，但也需要强化规范的强制性，使其不可被违。有世俗主义性质。五，法体现的是君主的意志，并非天下百姓公意。在夏商周时期“礼”与“法”还融为一体，“法”存于“礼”中；到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儒家讲礼，法家讲法。六，司马迁说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在《史记》中韩非与老子同传，依据是《韩非子》一书中有《解老》《喻老》二篇。韩非之学与老庄学说根本对立，如何认识认识两者的辩证关系？秦国奉行法家策略，国富兵强、统一中国，却在帝国建立后不到二十年间迅速崩溃，原因到底是什么?
老文想：秦国迅速崩溃的原因，人们的认识一致：暴政、苛政。
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统治有两面：一以严，一以宽。宽了之后要严，所以说严归本于宽，也就是法家归本于黄老。后来是宽严皆用：“汉家霸王道杂之。”
道家治国，主要体现在西汉前期的黄老道家。司马谈将其概括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西汉早期黄老学说承袭战国黄老学说，黄帝具有帝王、神仙双重属性，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是黄帝。黄老道家的治国理念是“无为而治”，即在政治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从而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是对秦帝国强力政治的反向操作。黄老道家与老庄道家有同有异。所同者，二者都关怀个体生命，都探索生命的终极归宿。所异者，老庄道学是一种出世的修道学说，具有反文明、反政治的性质；黄老道学则不然，它肯定文明，对政治作了多方面讨论，具有入世的性质。但“无为”政治学说并不能医治功利政治的弊病，更无力提出长治久安的方案，因而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学说。按司马谈的说法，黄老道家治国集阴阳、儒墨、名法之大成。但在现实中，也只能在西汉早期经过短暂繁荣之后迅速衰落。
老文想：这是因为执行黄老学说，要求最高统治者处于“无为”的地位，这很少有帝王能做到。文、景无为而治，还要想法削藩呢。
儒家治国理念，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仁政论。“仁”是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孟子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仁者爱人”。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减轻赋税。
二，礼治论。《左传》认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法在西周之前礼制就形成了，体现为一些固定的仪式、程序和规范，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一定权威性。孔子一生为实现礼治而周游列国。
三，德治论。《尚书》中写道“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四，孝治论。孔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汉以孝治天下，汉朝皇帝都前掇“孝”。
五，人本论。孔子主仁政，孟子主王政，荀子主礼治，但都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物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是体现。
六，民本论。儒家重视民心，“取信于民”是立邦之根，“安民”是最终目标。核心理念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七，人性论。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表面看互为水火，实际上都重视培养人们的善性，压抑恶性，培养高尚人格。
八，治官论。儒家强调要规范、约束领导者的思想和行为：孔子认为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王朝均败于官吏腐败。
还有，教罚并重论。治民措施，以教为先，以罚为后。尚贤使能论。主张尚贤使能，崇尚圣人政治与贤人政治。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重义轻利论。宣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利己主义，倡导人们做正人君子。
儒家政治理念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但根本特征是“中庸之道”，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不偏不倚，折中调和。
儒家治理理念，也包含墨家道德主义、法家依法治国的因素，兼容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儒家仁学，既爱别人又分亲疏远近；儒家礼制，肯定等级差别但又限制分裂程度；儒家施政方针，肯定教化又主张刑罚。讲道德，儒家不及墨家；讲利己，儒家不及法家。
为什么儒家治国理念在战国时代寸步难行，但在汉代重新复兴?
老文想，这是因为孔子时的儒学精粹在于礼治，那时各国处于战争中，这一套自然吃不开。汉代儒学重新复兴，实有赖于董仲舒对儒学的全面整理，使儒家学说系统化并兼容各家内容，适应了当时现实的需要且具有可操作性。
为什么秦汉社会转型经历了法家治国、黄老治国、儒学治国三个阶段?
老文想，秦用法家，用耕战改革迅速提高了秦国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才水平，得以横扫山东六国而一统江山，随后以暴政速亡。在秦亡过程中，六国贵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民众，轻摇薄赋可以化解，如何减少六国贵族的反抗呢？这就用到周朝对商遗民封国的手段。果然，汉初就是实行双轨制，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轻摇薄赋的无为政治，是战后修养生息的需要，也是中央与分封国争取民众的手段。但是双轨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央先用武力对待，高祖对异姓王，成功；文、景对同姓王，没完全成功：武帝双管齐下，用武力，更是用文质彬彬的“推恩令”，解决了问题，接下来武帝用儒家统一思想，是继书同文、行同轮、规同矩之后最重要的大一统之举。这样可以看出，国家在每一阶段的治理方式是不同的。
千百年来，实行的是秦汉制度。历史在循环，治理方式也在循环。法家、道家、儒家的治国理论前后应用，然后进入乱政，经过武力一统，国家治理方式又下一轮循环。
儒家的国家治理思想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构建了一个由“家”到“国”的框架。《礼记·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思想，具体内容是：“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问题是，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是个人行为，但治国、平天下是集体行为，儒家没有就集体层面如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也就无法使儒家治国理论能规范君王的行为，反而成为推动君主专权的理论，形成了明儒暗法的治理模式。
中国古代以农耕文明为主导，地广人稀，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制度更容易得到实施，于是夏商周实行“分封制”政治制度。“分封制”的特点是“逐级分封”，如果大家规规矩矩，安分守已，倒也理想。但问题是生存资源是有限的，大家互相争夺生存资源大打出手。对于诸侯来说，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土地，分封给他人，那怕是自己的儿子，也是稀释了自己的权力，稀释了国家的资源，这都降低了国力，导致在与他国竞争中落下风，因此，分封模式越来越不合时宜。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各路诸侯对新获得的地区不再分封，而是设郡县，县的原义是悬，是悬在分封地之外新征服的地域，这样诸侯实现了中央对新开拓地方的垂直领导，“郡县制”最后成为各国主流，特别是秦国，率先彻底实行“郡县制”，继而完成了一统江山的大业，“郡县制”由此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一直沿用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在郡县制下，郡县的长官由国家任命。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些官员不能世袭，而由国家“择优选拔”，保证了中央集权，维护了王朝的大一统。《史记》说“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
郡县制实行“编户齐民”制度，使人与社和土地紧密联接在一起，形成“人不动、户不动、地不动”的基本社会结构，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社会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秦汉以后，“皇权不下县”，礼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尤其在基层治理中，通过一系列礼法构建和宗法整合，使基层社会实现了“自治”。
传统中国治理模式是中央专制与民间自治的结合。
中国古代先哲几乎都怀有“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这种传统延续至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文化，背后是天下为公理想。在中国文化中，一旦某个官、某个团体、某位君主被广泛地认为是在谋私，不为公，那么在道义就没有了合法性。
中国的治理方式，是政道思维。政道，就是治理的“道”。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
不过，中国传统的政道论是分散的，还真的找不到一本谈如何系统治国理政方面的书,只是强调让大家通过史书去悟治国理政的道理。所以历代强调治国者要吃透史书，从中悟到治国理政方式。实际上就是防止在治理上死抱教条。
但不幸的是一些人死抱教条不放。历代遗老遗少不说。在当代，有些人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他们认为欧美因为政体好，所以才发达，忘记了同样采取同样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是大量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后实行多党制，一度有几百个党派，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但是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总统是凭枪杆子上台的。
西方创造了一个神话，是“只要制度好，选个傻瓜也没有关系”。其实在传统中国有很多儿皇帝，政体还是运行下来了。
丘吉尔有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但其他已经尝试的制度更坏。”实际上说民主并不是最好的制度。用中国谋士的话，就是“下策”，顶多是“中策”。
西方社会是个人优先组成的社会，即中国早已抛弃的杨朱式的社会。孟子说：“杨朱取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之。”
西方认为国家治理在于民主,民主的要义在于选举，选举的根本在于程序。程序是必要的，所有国家的政治生活都要有程序。但中国有句古话叫“法久弊生”，它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成为一种教条。我们为什么总讲改革？改革其实是对利益格局的纠正。美国不是不想改革，是改不动，军工、金融等集团非常强大，又利用了民主选举的程序将它的利益固化。
西方称选举民主的优点是，可以改正领导人的错误。但中国改革成果表明，中国制度同样可以改正领导人的错误，并更有效率。
一个朝代，不改革，从良政走向劣政成为必然，没有例外，只有改革才能使之持续。
现在都在讲改革。要推进改革，需要能够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才能推动。西方“部分利益党”很难推动改革，很多改革方案在无休止的扯皮中。当然中国也存在互相扯皮的现象，但较之西方，解决起来比较容易，因为不涉及党争。西方政党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能力非常之弱。在形势好时，容易达成共识，形势不好时，党争就激烈起来了，达成共识就更难了。
现在世界是多种国体,都是与各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对其运行,看其是不是符合“道”,是不是良政,是不是搞活了经济，是不是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不是看是不是符合某种特殊运行模式。强行推行某种模式，这不符合政道。
古希腊城邦的民主选举，只能产生于以贸易为主的城邦生产方式中。
古罗马的任期制是个天才设计。
我们古代时，在科举制、选贤举能、异地任职之外，也有任期制，只是任期制限于县官。现在任期制应用于各级官员。
我们的程序民主以协商、民主集中、选举为特色，选人看你在工作干的啥样，是不是为大家认同？然后经过选举程序才能任职。人才是一步一步上来的，在不同岗位经过历练，不是一步登天上来的。
中国许多方面显现出中庸之道，对立的双方在同一块天下和谐共处。比如制度方面，一国两制；生产方面，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西方人总喜欢用“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范式，并借其推动颜色革命。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成功经验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善治、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结合起来，是我们的民主模式。
“某某之治”是良治，但总是那么短暂，这时需要改革家出来改革。在传统中国，限于新的生产力没有出来，改革大都被传统势力扼杀了。现在是生产力不断提高，改革永无止境。
任何制度都存在良治与劣治。在当前话语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跟着人家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评价治理理念，我们要在良治上发声。这是老文准备与老歪聊天的话题。
羑河纪事均为原创
2022年7月10日
，新鲜感是和旧人去体验新事物，不是和新人去循环旧事物。，新鲜感是和旧人去体验新事物，不是和新人去循环旧事物。.....革。在传统中国，限于新的生产力没有出来，改革大都被传统势力扼杀了。现在是生产力不断提高，改革永无止境。任何制度都存在良治与劣治。在当前话语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跟着人家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